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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那北:运动队 - 散文 - bte365娱乐_bte365提现多久能到账_bte365 体育投注主义 bte365娱乐_bte365提现多久能到账_bte365 体育投注

林那北:运动队

文章来源:文章作者:林那北 发布时间:2015-08-30 22:29:11阅读:人次 字体:[ ]

林那北的散文《运动队》荣获第六届(2014)bte365娱乐_bte365提现多久能到账_bte365 体育投注主义散文单篇奖。

 

《运动队》授奖辞——

林那北的《运动队》,以表面调侃实则冷峻的语言,通过一组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体育经验,书写了一代人在荒唐的政治生态下,体育梦想的肢解、异化与破碎,对人性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剥露。

 


运动队
林那北

 

那件发黄的军大衣似乎来历不明,领口装饰性的棕色人造毛已经微秃,但有它铺展在那里,整件衣服顿时平添了几许威风。父亲双臂通常并不套入袖子,而是凌空支在腰间,手肘于是把大衣拦腰撑开,像一只老鹰将开未开的双翅。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父亲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文教卫生以及知青工作,算起来全是与人的生命或者说与命运有关联的事情,那件军大衣仿佛是他的一个道具,父亲把它赫然披着,一直在我的记忆里走来走去。

这些年许多次听人说起那时的父亲,都使用了“高大”这个词,这当然有点奇怪。父亲一米七三或七四,总之并不高。壮倒是有一点,大头大脑,肩膀宽阔,昂首挺胸,步履匆匆,冬天再披上那样一件军大衣,无意中就让人对他身高产生了错判。后来银幕上出现一些与伟人有关的电影,特型演员们不约而同都有披军衣的表演——呃,原来是这样。男人有领袖梦,如同许多女人有明星梦一样,这是性别的差异。个体的差异则在于绝大多数人梦了一辈子,最终也没有从泥巴地里拔腿上岸。

我那时有梦吗?整个童年少年时代,每一天我的身子都不安分地渴望动荡,奔跑的快乐像空气一样成为必须品,可是,我没有梦,有的仅仅是一腔本能,宛若野草需要拔节,野花需要开放。夜深人静时,有一个揣测不止一次清晰浮上来:如果那时能够在前方设定某个金灿灿的目标,我有没可能在另一条路上疾走,走出与今天迥异的人生?

比如,成为运动员?

体操队、田径队、排球队、篮球队,这么多运动项目都曾敞开大门接纳过我,回头望去,它们葱茏地铺展在那一段岁月里,哪怕仅是无心插下柳,柳其实也有可能成荫。

可是,最终它们都擦肩而过了,成为往事深处一段凋零的背影。不是惋惜,只是追问。在那个动荡而贫瘠的年代里,成年人被生活的饥寒与政治的恐惧双重包围,很少有谁还能再腾出心力为子女的成长细细谋划,并且不惜倾注金钱,轰隆隆打造,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也没有。

可是我的那一段生活,分明又与他如此密不可分。

 

{C}{C}一、           {C}水的诱惑

 

公社院子后面的果园有五六百平方米,原先是这座地主大院落的后花园,花花草草早已铲平,种的是柑桔和柚子,春天开出细白的花,紧实而微香。这时总是担心雨,一场雨就落一层花,没了花哪能有果?但秋天一来就日日盼着夜雨来临,躺在被窝里只要瓦顶有雨声哗哗敲响,第二天就匆匆起个大早,忙不迭奔向果园。地还是湿的,枯叶一地零乱,在它们之上,东一个西一个躺着被雨打风吹落的柑或桔或柚子。长在树上不能摘,摘是偷,但到了地上,就不再是集体财产,可以归任何一个公社干部的子女。

橙色,回想起来它从来都不是我服装的选择,它有着过于闪烁不定的气质,与这个世界的灰暗阴郁本质格格不入,几乎没有人可以压得住它飞扬跋扈的高调。但当年,却是我最渴望的色彩。青果子是掉不下来的,只是熟透与微透的,才不再紧粘枝头,像一个个长硬翅膀,受一点小委屈就随时敢离家出走的少年。

我回忆的目光是因为河才被引向那片果园的,河就在园子的边上,隔着一道高高的竹篱,旁边有宽大的青石台阶,每天水涨起几尺又落下几尺,台阶因此多出几个又少了几个。碰到洪水季节,那水就一口气携带着浑浊的泥漫上来,河面顿时宽出一大段。这时候无论如何都别想游泳,只能站在食堂后门旁看看热闹,数着有多少株被冲倒的树正急速顺流而下,又有多少残枝枯叶被挟裹而去。

我学会游泳不在这条河上,而是在父亲从前工作的另一个公社。很小,三四岁,傍晚被父亲带到江上,托着肚子学狗趴。那天歇息下来时父亲站在齐胸深的水中和人聊天,他太渴望说话了,这是他终生热爱的一项活动,逢有人倾听、互动,整个人立即像通上电的马达,身上的每一颗细胞都欢快地纵情地蹦蹦跳跳。我本来已坐到沙滩上,却突发奇想要游向他。于是开始把脸没到水中,四肢胡乱蹬动,费上所有的力气,以为已经抵达他跟前,头一抬,才发现游歪了,父亲在右前方,仍忙着手舞足蹈说话,根本没看到我,而我狗趴的却是江心方向,离岸比他还远。完全游不动了,打算立起,脚猛一踩,却是空的,还没来得及喊一声,整个人就往下坠去,连呛几口水。

当然最后被父亲一把抓起。大概谁在岸上看到扑腾的我,尖声叫起,父亲回过头来,一见不妙,扑过来把我从水中揪起。那条江就是闽江,发源于海拔两千多米的武夷山与江西交界处,从福建西北部一路横贯至西南入海,全长仅五百四十一公里,这么短的距离里却有如此大的落差,中间虽有无数道弯和无数个曲,也不能令它减弱太多流速。如果不是岸上那个人眼尖,并及时呼叫,估计瘦得只有一把骨头的我,十有八九会被江水带走,或葬身鱼腹,或冲向大海。

这事肯定把父亲吓了一下。常听到他教诲别人说,除了吃饭睡觉,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就应该是游泳。福建三山六水一分田,河流纵横密布,到处水汪汪的,出个门谁也难保万一——万一落入水中,好歹能挣扎着自救。他自己也喜欢置身水中,最常游的是那种不规范但很实用的自由泳,双脚没于水里,仅抬起上半身,双臂左一下右一下往前挥动,动作幅度很大,因此溅起诸多水花。游累了,翻过身子平躺水面,双手紧贴身子两侧,像一根飘浮的木头,看上去静止不动,正怀疑他是否睡着了,忽见他嘴里吮一口水,然后重重朝天喷出,水花四散。1971年秋天,因为胃溃疡,他动过大手术,胃被切除掉三分之二,腹中央因此留下近尺长的伤疤,一仰躺,伤疤尽现,宛若一条大蜈蜙趴在上面。天当房,河当床,这样的时刻相信他是惬意的,眼闭着或微张着,神色宁静,世界的嘈杂都拒于千里之外。

因为写这篇文字,我翻看了父亲的部份档案。19695月,在经历了几年游街、批斗、进学习班之后,父亲刚刚调到这个土地肥沃的古镇。四十多岁,正是男人最好的季节。一连串的当头闷棍并没有把他彻底挫伤,他肯定对“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类话还深信不疑,开裂的伤口可以迅速自愈,流过的血会马上凝固,所以他每天总是神采飞扬地为那个摸不着边际的前途亢奋奔忙,开会、做报告、下乡、出差,早出晚归,行色匆匆。子女们的衣食住行进入过他的视野吗,比如何时该加衣了,哪顿吃得够不够饱?我想不起来,一丝半厘的印象都没有。他太忙了,忙不是一种罪,一个人只有生命力旺盛蓬勃,才能忙得起来,才有忙的资格与权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置身于一个进攻性的社会里,洪流滚滚,旋涡遍地,不拼命奋力挥桨,眨眼就可能舟覆人亡,而他那时对未来还那么掏心掏肺地渴望,每一个毛孔都张大嘴呼吸,哪还有暇顾及其他。

可是很奇怪,父亲却再三阻止我下河。

对于一个精力过剩的人而言,河是一件多么妙趣横生的玩具,恨不得一年四季能够省去其余三季,唯剩下无边无际的夏天,这样就可以每天把自己扔到其中,身体顿时就摆脱强大的地心吸力,鸟一样飞翔,鱼一样游动,噼噼卟卟划破水面,扑腾出各种花样。父亲每天却只傍晚对我放行一次,再有渴求,不行不行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症结或许正始于那次在闽江上的遇险,阴影从此在他心里留下了,他不觉得我有必要与水多打交道。

我那天却并没有被吓着,灌了几口水,还没明白过来就稀里糊涂被揪上岸了,天空仍然蓝,大地依旧一望无际,无知真的可以无畏。之所以记住它,是因为那时母亲还在对岸中学上班,父亲把我从江边带回家时,只是把经过告诉了奶奶。奶奶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了一阵,又骂了一阵,想想再骂了一阵。她是个说话极其利索的女人,唇薄得像两片菊花瓣。在我父亲出生九个月零八天,她的丈夫就得伤寒症去世了,刚刚二十四岁的年轻寡母带着不谙世事的孤儿一路胆颤心惊如履薄冰过来,这个儿子就是她的天她的命,不,应该是比天大比命重,每个灰尘落到儿子身上,她都心疼得恨不得为其亲手拂去,而我却把她儿子狠狠吓了一跳,这哪里能行,她气的正是这个。

因为性别问题,我一出生就不被她所喜欢,并且不乖巧,敢顶嘴,整天惹事生非,被骂因此并不罕见,骂多了,像刮风一样成为习惯,不觉得天会塌下来,无所谓。河就在眼皮底下,每天那么欢畅地流着,明摆着就是诱惑。既然胳膊扭不过大腿,一天唯一的下水机会就想方设法充分利用,早早去迟迟回。如果父亲外出下乡或开会一走几天,等于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暂时失去作用,于是除了吃饭睡觉,差不多所有的时间,我都可以献给这条河。这使我有着非同一般的精白牙齿和眼白,它们其实没有异常,只是被黝黑水亮的皮肤一烘托,才有了仿佛陶瓷釉的光泽。

算起来这是我与体育运动最初的靠拢与融合。

中学食堂也临着河,砌着六七十米长的石阶,一排高大垂柳整齐排列。平时学生挤在石阶上刷牙洗脸洗碗筷,到了暑假食堂就空荡荡的,一条河全归我们。河里有蚬子、河蚌、田螺、鱼虾,潜下去寻找它们成为新的欢乐点,同时还可以为家中餐桌添一道小菜。河心离对岸十余米处不知哪年起沉着一个大树桩,水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我们却可以准确找到它的位置,每天必定要游过去,在上面站一会,看河水急速从身子旁流过,手脚在水底划来蹬去,做出种种舞蹈动作,水有阻力,所以有趣。若干年后从电视里看到花样游泳,原来水里真可以煞有介事地跳跳舞蹈;又读到“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诗句,河底下那个神秘树桩就会浮现脑里,傲立上面的情景也徐徐想起。如同铆钉一般,它们嵌在少年往事中。

那几年暑假,县业余少体校游泳班都拉到镇上集训,就驻扎在中学里。一群十来岁的男女孩从早到晚泡在水里,显然是成梯队的,新召入队的每人都有一块上圆下方的木板,双手推直轻搭在木板上,身子也绷直,双腿蛏一般笔直伸长,脚板快速拍打水花,这是练自由泳;或者双手仍伸直扶住木板,由老师在水里抓住你的脚,一下一下地向前推、向后拉,这是练蛙泳的蹬腿。其实都已是水上好手,但动作不够规范,还仅是野路子出来的,得纠正,得巩固。另有一批年纪稍大的,已过了这一关,每天从这里到那里,得以多少速度游多少个来回是他们的主要功课,河里白花花的,到处噼噼啪啪响。

平时总跟我玩在一起的Q也加入集训队,她有着男孩子一样的豪爽,浑身是劲,手臂结实有力,天不怕地不怕。“身体素质特别好”,这是关于她的评价。正是因为她,我混进集训队就有了理由。当然没她我也可以去,父亲那时已从公社调去县体委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那时他哪怕有个小小暗示,我都可以成为正式队员,而他眼睁睁看着我整天在河里出入,却并没有丝毫表示。他还是不喜欢我和水打交道。

我那时从未想过这条河与那些豪华的游泳池是相通的,从这里有可能游向省城,甚至更远的北京。很奇怪父亲居然也没有。1972年我们中学一位男生被省游泳队召去,曾轰动一时,翻开县志还可看到他的比赛成绩:19731976年间参加全国少年游泳比赛均获前六名,并创造了省纪录。另一些集训队员陆续凭借游泳特长被省邮电局、市橡胶厂等单位招工,在那时,这意味着生活立马有了着落,命运刹时得以改观,这些为什么都不能打动父亲呢?

就是那年,公社举办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多少周年,组织一干人马下水,浩浩荡荡游上七八百米。“到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口号是这么喊的。Q报名参加,她有这个资本,我迷迷糊糊竟也跟去,但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自己可以持续游上多远,对距离毫无概念,以为下个河而已,游一游而已,结果一到水里就开始发力,游的是蛙泳,很规范地把脸覆到水里,手脚划两下,再抬头换口气,没多久就把力气耗尽,身子往下沉,水面上渐渐仅剩下半个脑袋,气快喘不上。打量前方,红白色的终点浮标还在远处,两岸也遥不可及,江面上乌鸦鸦的人头则各管各的,连Q都已不见踪影。天在上,云在走,没有人看到我的绝望。整天泡在水里,有量从来就不等于有质,我混同了这二者的概念,于是被现实狠狠摔了一巴掌。

终于撑到终点时,已经没有力气爬上岸。胳肢窝吊上横过江面的那道终点浮标,胸腔里气憋得生疼,耳朵呜呜鸣叫,嘴大张大翕得像一只濒死的鱼。那一刻,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哭。

换掉泳衣时发现裤裆上有血水。初潮了。

 

{C}{C}二、           {C}温都尔汗

 

父亲曾多次说过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那天自己的经历。一九四九年他二十一岁,在闽中游击队当文化教员,教人认认字、唱唱歌。会打枪吗?会,只是枪法不太好。有枪吗?有,是一把刚到手的老式花机枪。打过仗吗?只是零零星星打一枪换一地的小交锋,几乎不值一提。但八月十六日那天夜里,他撞上大运,在另一位叫元荣的队友配合下,一下子缴获长短枪六支、子弹两箱、电台一部,并俘虏了国民党兵六人。

在这之前一个月,解放军第十兵团已经入闽,十几万大军分几路合围福州,当地游击队的任务一是准备支前粮草,二是为人生地不熟的解放军带路当向导。父亲那天领到的任务是后者。一切都很顺利,白天风卷残云般呼啦啦打完仗,胜了,从福州往厦门方向逃、打算再逃向台湾的国民党兵被半道打败。入夜后父亲和元荣一起回游击队驻地,路过一处山寮,有烟火和人声传出。悄然走近一看,是六个白天溃败逃散的国民党兵。二比六,父亲还是打算冒次险。他让元荣在外配合,然后独自摸到山寮外,猛地踢开门,大吼一声:“不许动!”又迅速冲进去把放在桌上的枪支拢起,抱到胸前,再扭头装腔作势朝外喊:“这里没问题,你们正面的慢一点,先别动。”元荣于是把双掌罩到嘴边,拖腔拖调地答:“知—道—了—!”声音在空谷间回荡,造出有千军万马的假象。惊魂未定的那六人果然上当,乖乖听话缩到角落。等到父亲和元荣背着战利品,把这六人押下山时,天已经微亮,晨曦正隐隐呈现。八月十七日到来了,这一天是福州解放日。

这是真的吗?之前我一直半信半疑,父亲每次说得两眼放光时,我腹中总不免悄然浮起问号:“这个老伯伯又开始吹牛了吧?”确实偏戏剧化了,它与父亲已经身躯肥胖、行动迟缓的庸常形象距离太远。我的漠然让父亲有些黯然,他的黯然反过来又加深了我的怀疑。然而,前些天查看父亲部分档案时,确实从里头看到有关枪支和电台的记载。枪支不止六支,是十二支,其中一支还是冲锋枪。而那个队友元荣的身份却不是游击队员,而是“进步群众”。

原来是真的。

原来我小看他了。

仔细一想,我把那天他能够侥幸得手归于两个原因:其一那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士气萎顿,个个如惊弓之鸟;其二我认为是因为嗓门——他嗓门奇大,平时说话就是轰隆隆的,并且语速极快,时时呈滔滔之势,再拼上全力猛地一吼,地动山摇,大约抵得上四五个人的音量,刹那间确实能震慑人。

他从没有用这种大腔调跟我们说过话,事实上在我记忆里,小时候几乎找不到与他单独说话的场面,连面都见得断断续续。最初领教他大嗓门是在乒乓球桌上。公社食堂旁的会议室中央有一台咖啡色的乒乓球桌子,四周木头长条靠背椅整齐排开,公社干部开会都集中在这里。中午或傍晚不开会时,椅子则被挪开,拉起网,聚来很多干部,同时把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也吸引了来。每次还未抵达会议室,只要远远就有山呼海啸般的喊叫与笑声涌出,我就知道,父亲一定正在里头。他球技并不好,但气势很大,抿紧嘴瞪大眼,动作夸张而笨拙,胜了大叫,输了大吼。即使上场的并不是他,站在一旁他也没闲着,跺脚挥手,下令让人家“扣”,“快扣”,扣好扣坏好像也是他职责所在,于是大喊或者大笑,把赛璐珞小球的乒乒乓乓声响完全淹没。

很久以后才知道,乒乓球是十九世纪末英国驻印度军人无聊之中偶然发明的,用来打发身在异乡的艰涩日子。他们肯定也没料到,这个当初不过把网球移植到桌子上玩的解闷小把戏,最终会如此契合中国人的胃口,以至于上升到“国球”之尊。自然也不会料到,有一天竟会被底层民众玩得那么乐不可支。小小的球以及小小的拍子,与中国人的小个子之间究竟有多少相通的气息呢?斯洛克球也不大,并且同是十九世纪末英国驻印度军人玩起来的,却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普及到我们生活中,最多偶尔从电视里看到几个衣冠楚楚的人,孤独地趴在一张华丽的桌子上,一个人面对一堆球,一脸凝重地用一根长竿安静地推来推去。确实安静,太安静了,弥散着拒人千里的贵族气。与之相比,乒乓球显然有着更大的包容与随意,即使在国际大赛上,那些顶尖运动员也不过穿一身简朴的短衣短裤就上场了,自然也允许像父亲那样,在乒乓球桌旁汪洋恣意地开心取乐,草根气四溢。

我也是在公社会议室里这张咖啡色桌子上学会打球的,看多了,手也痒了,并且很快上瘾。那时能够有一块乒乓球拍成为最大理想,但是没有钱买,也没人肯买。不知道谁用杉木板给我做了一块,很粗糙,拍子左右不对称,手柄处也是歪歪扭扭的,不过已经很高兴,每天随身携带,随时寻机上场。

一九七一年十月的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半大小孩约好了去会议室。只要不开会,乒乓球桌反正也闲在那里,周末总是我们打发时间的最好去处。那天会议室的门却突然不让进了,甚至有人守在外面,远远就把我们挡开,门也紧闭。平时这里开会是不拦我们的,门总是大开,即使我们趴到窗户上往里看也没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忽然之间这么反常,为什么?

好一阵门终于开了,公社一些干部陆续从里头出来。我们一见,连忙欢呼着往那里跑,刚抵近他们,却猛地被一顿喝斥吓着了。“走开走开,快走开!”声音是暴怒的,几乎歇斯底里。非常意外,冲我们发火的居然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他是工农干部出身,进过扫盲班,字认得还没我们多,每天穿粗布褂衫,裤脚习惯性地卷到小腿上,再崭新的黑布鞋,脚后跟也会被踩塌了嘀嘀嗒嗒拖着走。我们一直不怕他,整个公社没有一个人怕他,大家都喜欢传播他因不识字闹出的种种笑话,当面都敢拿他开涮。他从来不生气,黝黑的脸上永远是恭谦的笑,呵着嘴,露出一排黄牙,对谁都万分抱歉似的,突然之间却怒不可遏,额角青筋一根根浮起。

再细看左右,大人们脸色也一个比一个难看,都心事重重的样子,彼此不说话,气氛诡异。

后来才知道,北京出大事了:“林副统帅”忽然外逃,并且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消息先在全县军队排以上、基层大队、工厂企业正副支部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传达,回到公社再传达一遍。几年后父亲说起那些天的心情,一连说了几个“完全没想到”。那个老农般的主任肯定同样不会想到,一下子无法从五雷轰顶的心烦意乱中回过神来。明明前几天还是“最亲密的战友”,还是“接班人”,时时手里拿着红宝书献地晃动,忠心耿耿地表示“大海航行靠舵手”,转眼间怎么就这样了,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这事我们知道后也大吃了一惊,其震撼程度自然不及父亲他们,却也倒吸了好几口冷气。“温都尔汗”,这个地名很拗口,却又奇怪地上口。再去会议室打球时,觉得桌子、椅子都跟以前不太一样,神秘的气息一丝一缕在那些木纹里萦绕着,久久不散。

小学里的乒乓球桌放在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场,全校仅此一张。没有规定谁可以打谁不可以打,但既然是在排练场里,只要我们这些宣传队的女孩排练节目,其他学生就不便来,老师不让他们来。当然即使他们来得了,也抢不过我们。宣传队不用上课,我们每天从家里带来拍子,只要一歇下来,刚刚还长吁短叹有气无力,马上就像通上电,一蹦而起,向桌子扑去,摸出拍子,占据了球台。一个舞反反复复练习,谁没踩准音乐拍子先举了手、先跨出腿,都必须重来重来重来,反正非得整齐划一不可。天天如此,再美味佳肴也腻味了,而打球争的是个人的胜负,每一个球都不重复,都意外叠出,变化无穷,步步惊心。

公社举办中小学乒乓球赛有点突然。复课后学校好像还没来得及组织任何体育运动队,校长背着手到宣传队排练场,见我们打球正酣,也没说什么,站一旁看一会儿就走了。几天后我们几个女孩的名字出现在比赛花名册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比赛。

第一轮赢了。对手是另一所小学的,个子极矮。我那时用公社干部的胶皮拍子刚学会一种搓球方法。对方球过来时,只要把拍子放平,顺势一搓,动作幅度很小,主要靠手腕用力,球低低地推出,擦着网的边沿过界后,马上又倒转过来,我们称之为“回网”。有难度,平时成功率很低,那天一比赛却鬼使神差,竟然十有八九都成了,让对方毫无还手之力,简直有调戏的色彩。很多人过来围观,逗得哈哈大笑。小个子脸一阵红一阵白,很快就溃不成军。第二轮好像也赢了,但印象已经不深,最终并没取得任何名次是肯定的。奇怪的是,“回网”神力只在第一轮比赛时超常发挥,昙花般现一下,然后就缈无踪影。再做,不会。现在更不会了。

父亲那几天出现在比赛现场吗?复课之后全公社中小学的第一次乒乓球赛,多少也算个盛事,分管领导出席,拿麦克风说几句大话再给大家鼓鼓劲,自然是顺理成章的,父亲应该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可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也不记得冠军最后归谁、有没有开幕式与颁奖仪式等等。都忘了。留在记忆里的仅剩下“回网”,竟然还那么清晰可见,连小个子脸上的红晕似乎都伸手可触。

那次比赛的地点在中学体育馆里,那是一幢青砖楼,单层,高十余米,面积约有四五百平方米,很威风地立在篮球场的旁边,外墙上几个粗壮醒目的美术体大字出自我母亲之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里面没有间隔,空荡荡的,一览无余。一所农村中学居然有如此宽大的室内体育馆,建于何年?因何而建?不知道,那时也没觉得有打听一下的必要。

没有想到后来因为练体操,我有很多时间与它密切相关。

 

.林教练

 

镇上中学据说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0二年光绪皇帝谕旨批准设立的福建省第一所官立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上个世纪初开始,全闽大学堂多次更改名字:福建高等学堂、福建高等学校、省立第一中学、省立第一初级中学、省立福州初级中学、省立福州中学。一九三八年因为日本人打过来,学校开始多处搬迁,几经周折,初中部最后落到这里。

母亲原先在另一个公社中学任教,每周周末来,周一再走。我从小习惯跟随她生活,她走我也闹着走。有天一大早母亲要赶轮船,天未亮就出发了,感觉后面不对头,一扭头发现我跟着。她说回去!我不应,但也不回去。母亲劝了几次,不耐烦了,绝计不再理我。码头不在镇上,而在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走路需四五十分钟。中途她停下来回头看了几次,她一停我也停,等她走了,我也走。终于到了码头,有点迟了,轮船眼看着就要收起船板。每天船往来只有一趟,误过了就得等第二天。母亲急匆匆快步跑上甲板上,头也不回,就直接进了船舱。我来不及踏上船板,眼睁睁看着船离去,猛地往下一蹲,仰天大哭。哭到船驶远了,只剩小小的一个黑点,才站起,独自走回镇上。

这应该是一九七一年秋天的事,那年我十岁。

第二年母亲终于调到镇中学,几个月后奶奶去世,我们住的房子就从公社院子搬到中学。搬去没几天,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的人。是个男的,三十岁不到,个子不高,上下半身在腰部那里有清晰的分界,越往上往宽阔,两臂粗壮的肌肉一泡一泡隆起,背和胸部向前向后拱起,有着非常夸张的厚实,衣服则被高高顶起,至两肩处达到高峰:像戴着一个硬质假套,平平的,鼓鼓囊囊地向外扩张。而腰却细小,臀也窄小,腿倒不小,把裤管撑得满满的,随时要裂开似的。他正从校门走进来,步子迈得很大,但脚板落下却很轻,前掌着地,后跟轻轻一踮,看上去就有一跳一跳的感觉。他不是空着手,右手抱一个婴儿,左手提一包行李,而旁边是个非常年轻的美貌女子,大眼,小嘴,高个。

后来才知道,他是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系体操专项毕业的,姓林,1967年走出大学校门时,整个社会已经动荡得没有宁日了,而他父亲在台湾,虽只是一名不问政治的小学教师,他却还是被冠以种种罪名,能分配到县里最偏僻的山区中学任教已是万幸,在那里一待就是几年,终日无所事事,无趣又无聊,就与当地医院一名护士的女儿结婚,刚当上父亲,就被我父亲调来。作为公社分管文教卫生的革委会副主任,父亲还兼任这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他那时也未必具体知道体操是什么玩艺,但“上海体育学院”这个名头足够震撼,他要破天荒在镇上成立一支体操队。

游泳有江河就行,举重靠粗糙的石头就练得出臂力,乒乓球只要有只赛璐珞小球,即使没有正规桌子,草草搭块木板,中央横几块破砖头充当网,甚至因陋就简以巴掌当球拍,也可以玩得很乐趣横生。而体操行吗?体操不行,哪一届农民运动会设立过此项比赛?形式美与技巧上的要求,注定了体操沾不得一点乡野气,它必须是一身阳春白雪的公主范。

父亲却不管这些,或者他还根本不知深浅,脑子就猛地一热了。

那天翻看父亲档案时,我的眼睛曾被两个名词灼了一下:三青团和国民党。“文革”中这是两顶多么沉重的帽子,无论戴到谁的头上都是灭顶之灾,一家人也无法幸免遭殃。父亲是孤儿,其父留下的薄屋早就被族亲侵吞,于是我们在填写表格时,一直理直气壮地写下“雇农”二字——比“贫农”更贫的无产者。没想到一九四五年在福建英华中学读初二时,父亲曾加入过三青团,一九四七年到福建省训练团学测量时又曾加入了国民党。幸亏一九五七年经县委审干办审查鉴定是清白的,无非当时是集体性的,每个人都是闭着眼睛稀里糊涂被一锅端进去,没填表,没宣誓,没活动。但我仍不免捏了一把冷汗,能洗得白是他的幸运,当然也是我们的,否则那该是怎样一段不堪的日子。父亲自己也后怕过吗?他居然几十年都对此讳莫若深,即使晚年也从来只字不提。他不是一个寡言慎行的人,恰恰相反,他几乎有多嘴多舌的嫌疑,言多必失,因此泥沙俱下,可是他却把这个往事捂得密不透风。学测量时他是在距福州几十公里外的建瓯县,一九四七年七月,也就是在加入国民党没几天,他就得了一场痢疾,当他的二舅得到消息,把自己家中唯一一枚金戒指当掉做盘缠,坐轮船赶到建瓯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二舅把他背回家,每天漫山找草药,终于捡回一条小命。奶奶曾多次说起那些日子自己被吓得如何夜不能寐,又流掉多少眼泪。一直以来她都恨不得把这个儿子时时含着嘴里捧在手中,可是病好没几天,儿子突然又走了。村里有人是闽中游击队的小头目,父亲自作主张投奔而去。档案上有关于他加入游击队的记载,时间正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很惊险,在两个时代的临界点上,一场几乎致命的病反而幸运地把他之后几十年政治生命救下了,他自己会不会因此心有余悸?踩出的每一步都试图多拼上一点劲,以抹除那两个名词投下的深重阴影?

细想又觉得也未必,不甘寂寞是他性格里的主色调,似乎一直急着要从命运手中讨回点公道,所以不懈地勤奋折腾,永远处于出发状态。以褒义词形容是有抱负,贬义词则是有野心。偏偏生不逢时,世事几十年连绵动荡,生活与精神相互颠沛流离,总是受挫,不断失意,永远无法心想事成。他挺不甘的,谁谁谁能力那么差,却步步高升了;什么什么事自己做得多么出色,却无人喝彩。私下虽报怨,也就怨一怨而已,转个身马上又抖擞了,依旧随性任性,并且豪情激情。那个时代强大的政治机器覆盖之下,处处局促凝固,即使有一副天赋翅膀,也没有飞翔的空间,似乎也唯有文艺与体育成为仅剩的两道小缝隙,姑且容下得些许个人的拔节起舞。从这点上看,父亲是幸运的。除了游蹩脚的泳、打胡乱的乒乓球,他并无其他体育长项,唱歌虽嗓门洪亮音域宽广,却抵不住走调的搅和,终究也不足挂齿。但机缘巧合,他被推到这两道缝隙的边缘,无法冲到第一线,却可以摇旗呐喊。想必他自己也意识到机不可失,便用上所有的力气,喊得声嘶力竭。

中学里还有另一位体育老师Z也懂体操,于是分工,上海体育学院毕业的林教练主要带男队,Z教练则带女队,队员全部从附近几所小学里挑选,年龄在五到十一二岁之间。招人时,我们逐个张开胳膊趴在棕垫上,以尺子从这个指尖丈量到另一个指尖,再站直了量身高。如果两臂距离超过身高,就淘汰。为什么?以那个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老师经验,四肢紧凑身材娇小才是最佳人选,臂长的小孩以后个子肯定高,而高个子离心率大,怎么适合翻滚腾跃?在身高一米六四的俄罗斯冰美人霍尔金娜出现以前,女运动员超过一米六,还能在这个项目上翻腾成国际顶尖人物的,大约仅有罗马尼亚的科马内奇吧。科马内奇多高?一米六一,而她的所有奇迹都是在这个身高出现前创造的,再往上长,不行了,年纪也大了,还发胖,只好退役。

那天我从棕垫上起来后,就听那个上海来的老师嘟噜了一句:“这么长!”尺子从脚底拉到头顶,果然超出,超了很多。而我弟弟则基本相等,是可造之才。

但我还是在那年九月和弟弟一起入队了。

那真是一段新鲜的日子,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得起来,先到田径场上练体能,再到室内体育馆里练技巧。单杠、双杠、平衡木、高低杠、吊环,这么齐全的设备农村中学通常不可能有,但文革前这所中学的体育组组长恰好就是学体操出身的,虽已调走,却留下这些器材,都堆在仓库里,已经破损了、陈旧了,没事,修一修补一补还管用。

但棕垫没有,弹跳板没有,少儿使用的被我们喊成“山羊”的小鞍马也没有。棕垫花钱买,镇上恰好棕树极多,棕制品因此盛行,能工巧匠也不缺,把尺寸告诉他们,完成起来没有任何难度。练高空飞行动作时落地需要一块厚厚的海绵垫进行保护,没钱买,也不知城里哪里可以买到,索性也土法上马,还是用棕编织出硕大的外壳,内里以稻草充填,有四五十公分厚,我们把它称为“棕包”。弹跳板和山羊则是让学校木工到市里看一眼,量下尺寸,然后回来先用木头钉出鞍马的骨架,外面包上棕片和皮革,而弹跳板则是用反复刨光的竹板精细拼出,一次次调试一次次修改,弹性与柔韧性都不错,跳马和上单杠、平衡木,它都是必要的。

另外,体操鞋也没有,那时谁家有闲钱购这种软底、帆布面、勒口嵌着橡皮筋的鞋子?林教练画出图,到镇上找到鞋匠,鞋面是这样这样,鞋底又是这样这样。世代制鞋为生的师傅第一次动手做这种古怪的中看不中用的鞋子,又陌生又好奇,几番失败之后,最终也像模像样地做出一批。

一开始男女队是分开训练的,体育馆归女队,而男队则把二号楼原先作为化学实验室的几间房子打通了当成训练房,空间够大,但楼高却不够,单杠三百六十度大回环之类的动作就无法完成。楼上是教师宿舍,于是只能挖地下,挖好了,铺上长方形的棕垫,看上去有点别扭,但没关系,很实用。屋顶上再装个滑轮,系上帆布绳,绳子的一端抓在教练手中,一端则绑在队员的腰间,这是练动作时的必要保护。因陋就简,一切还是都煞有介事地徐徐展开了。“细节!”这是上海来的林教练的口头语,体操是力与美的运动项目,连坐立行走都不可大意,注意细节,平时有好习惯,上场比赛才有好成绩!

队伍刚成立没几天,这个镇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件事发生了:省体操队用卡车拉着器材浩浩荡荡地上门来了。是林教练前去邀请的,林教练说省队里有他熟人,父亲一下子就两眼放光。去去去,把他们请来!居然真的来了,很轰动,白天先是在中学体育馆表演,晚上则出现在公社电影院的舞台上,单杠、双杠、自由操、跳马、鞍马,真是大开眼界啊,一个人居然可以如此翻转跳跃,跟斗孙悟空似的又高又飘。林教练手痒痒,借机也上场露了一手。上单杠时他双掌忘了扎护套,结果掌心起了一层皮,红通通一片,痛并快乐着。

让省队来表演,父亲是为了造势鼓劲,林教练则是为了让他的小队员们清晰看到前方的摇曳多姿。他确实非常急着出成绩,从贫穷山区调到平原富庶乡镇,无异于鲤鱼跃了一次龙门,一家人生活都狠狠改观,能否尽快出成绩关乎林教练的尊严和信誉,他不愿辜负别人的期待。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是,关键还在于他胸腔内的那把火,他太爱体操了,练了十几年,一身疙瘩肉可以证明他付出的汗水和渴望,突然一场运动,把他从体操馆甩到连操场都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沟沟小校园,一腔的力气和技巧都憋屈在那里,终于可以重新开闸发泄,于他,就是天大的快乐。

练得太苦了,每天清晨不到五点就得起床,天还未亮,街上空荡荡的,各自从家里独自走到街头小吃店,提前订下的锅边糊、三角糕已热气腾腾摆在那里,吃下,开训!练到七点左右散去,回家草草吃过早饭,就进了课堂,傍晚训练又开始了。等到寒暑假来临,教练就像占了天大便宜,二话不说就把全天都占下了。举杠铃、长时间倒立、背着双手下蹲练蛙跳、小腿绑在沙袋往上坡路单腿大步跳……体能训练总是最枯燥乏味,上器械或练技巧也东磕西碰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从高空落进棕包时则灰尘四起,呛了一嘴。

我能坦白地说每天一大早能够咬着牙从被窝里爬起来,其实是冲着锅边糊和三角糕的吗?多少年后,当再吃起这两样福州小吃的时候,每一次无一例外都能呼吸到那个岁月独特的晨曦气味,并且有一份对食物的欣喜期盼徐徐而来。饥饿的少年,三顿都仅勉强裹腹,而额外多出来的美食却残酷地飘浮在未苏醒过来的小镇清晨,为了它们,就这样一次次把自己拖出被窝。

按林教练的经验,长身体的时候运动量过大,有可能导致肝出问题,因此他不时把女儿吃的白糖偷偷带一些来分给大家吃。父亲得知后,立即从公社财政里拨了一笔钱买炼乳,傍晚时用开水泡稀,每人一杯。问一九八九年出生的女儿知道什么是炼乳吗?她瞪着一双牛一样的大眼连连摇头。现在超市已经买不到这东西了,即使买得到,端到这一代孩子跟前,他们也只会鼻子一哼满脸不屑。可是当年对于我们,那是可以渗进骨髓的诱惑,美味一直飘进梦的深处。

所有屈服于食物的理想,都像食物一样容易被空气腐蚀变质。这注定了我在这条道上无法走远。

 

.水鸡肉

 

父亲有一项古怪的爱好:徒手捕青蛙。那年痢疾痊愈,他在奔赴闽中游击队的前夜消失了一阵子。奶奶站在陋屋前左等右等,只有馒头那么大的一双小脚颤颤微微吃力戳在地上,很快就支撑不住她一米七几的瘦长身子了。这时父亲飞奔而来,他一只手抓着裤头,一只手提着一串黑乎乎的荆棘状东西。近了,奶奶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串青蛙。如果奶奶提前知道父亲要加入游击队,她拼死都不会让儿子走。在父亲出生之前,奶奶生过一个女儿,夭折;再生一个儿子,又夭折;等到父亲出生,以为日子终于峰回路转,不料才九个月零八天,尚年轻体壮的爷爷却突然被伤寒症夺去性命。那年奶奶才二十四岁,虽美貌如花,却一脚跌落万丈悬崖,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一次又一次在她眼皮底下鲜血淋漓地铺开,让她彻骨悚惧。她再也输不起,父亲是她的唯一,她怎能让儿子拿命去搏虚无的未来?子弹又不长眼,谁能保证她的儿子无恙?但父亲去意已定,他总是喜欢不断为自己做决定,一旦定了就九头牛也别想拉住。他选择不辞而别。肯定内心有愧,也有很多怜惜与不舍,父亲因此特地连夜去捕青蛙,为的是让自己的母亲美餐一顿,不是那种毫不起眼的小青蛙,而是专挑半个拳头那么大的虎纹蛙。他是空着手去的,只好把裤腰带解下,捕一只,用带子拦腰一扎,一共十五六只,扎成了一个壮观的长串。以前他也常捕青蛙,但从没有此次这么多,蛙体这么大。奶奶不止一次跟我们说起这件事,每一次都听得到她话语背后丝丝倒吸的冷气。这么多青蛙突然被轰隆隆押进家门,没有令她顿生收获的喜悦,反而涌起不祥之感,思绪杂乱,心跳如鼓。“当真命都被吓没了啊!”她后来这样告诉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父亲到一个偏远的山村当工作队。所谓工作队究竟工作了什么内容我一无所知,他没兴趣说,我更没兴趣听。但显然几个月的工作队生活他过得很好,简直妙趣横生了。高山流水啊,他在那里居然认识了一个捕蛙高手,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能一眼辨出青蛙的雌雄,这倒不稀奇,父亲说自己也会,稀奇的是那人居然会模仿雄青蛙的叫声,甚至达到乱真的地步。乡村的日子总是单调的,县里来的工作队多少算是上级的“钦差大使”,父亲作为队长,却顽童似的晚上一没事就拿起手电筒拉着那个老农下田,一声声学男蛙叫,把女蛙一只接一只纷纷勾引出来。傻女蛙们以为是爱情的召唤,欢天喜地竞相骚首弄姿蹦跳而出,不料忽然被手电筒定定一照,立马愣眼了,呆呆趴在那里动弹不得,然后乖乖就范,成为工作队员的口中食。雌蛙比雄蛙个头肥大,成为盘中餐自然更为理想。几个月的工作队生涯,父亲黑黑瘦瘦地去,回来时仍然黑,却明显胖了。那个躁热的夏天,是无数无辜的女虎纹蛙以血肉之躯滋养了这个莫明其妙的外来者。

在一九八九年九月母亲退休前,我们家一直安在中学校园里。吃过晚饭教师们习惯性地聚到某处空地谈天说地,这时候,作为家属的父亲总是不失时机地喧宾夺主,能说与爱说加在一起,使他看上去就像一部说话机器。当然他比机器生动机灵,懂得如何绘声绘色,详细描述欺骗女青蛙的过程,并且辅以表情与动作,就是其中一个精彩演出。老师们呵大嘴哇哇哇惊奇的样子,证明父亲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他得意地咧开大嘴,露出半嘴的牙,同时也努力掩饰丝丝失意。四下无人时我问过他:你会公青蛙叫吗?他犹豫了片刻摇了摇头。虽然父亲不时以烟或者其他什么小恩小惠向那个文化程度不高老农示好,希望得以传授,老农还是骄傲地坚拒了。父亲只好偷艺,用心琢磨老农的腔调、口形、发音,貌似已经学得一模一样了,可是拿到田头一试,雌青蛙们并不怎么认账,只有几只为情所困脑子坏掉的傻家伙不顾死活窜出来,却根本唤不醒大多数女蛙的春心。我相信父亲为了攻克此项秘技,曾下过苦功暗中钻研,只是还未等到他攻下这个堡垒,田里的青蛙就在农药的扼杀下,渐渐与这个世界作别,连癞蛤蟆都成为稀罕物。剩下超市里那些人工养殖的牛蛙,但那还好意思叫蛙吗?虽硕大无朋,趴在浅浅的玻璃格子里却连动弹一下都不敢,只会瞪着大眼茫然张望,都认命了,不跳不叫,一副弱智状。上前对视几眼,唯有叹息。辛弃疾应该还在初中课本里告诉今天的孩子:“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看上去这样的句子却越来越像一个骗人的鬼话了。

福州人把虎纹蛙称为“水鸡”。后来父亲自然而然就把林教练和水鸡联系到一起,首先因为林教练能轻盈地一蹦老高,前空翻、后空翻、侧空翻、旋空翻让人眼花缭乱,其二则是林教练身上密布的结实肌肉。父亲总是万般羡慕地夸奖他:“你一身都是水鸡肉啊!”

短裤、赤膊,这是林教练夏天在训练馆里最常见的形象,胸肌比很多成年女人都丰厚饱满,外凸得让我们这些小女孩瞥一眼就忙不迭害羞闪开了。他个不高,因为双肩宽阔厚实而显得更矮,但体积却不小,除了脑袋外,浑身每一处肢体都比常人大几圈,不是油腻腻肥肉堆出来的大,没有肥肉,所有的皮都鼓面般紧实地裹住肉,却不是平面的,而是凹凸不平一缕一缕地坚硬隆起,如同西北荒原上被风雨长年侵蚀过的山坡。很少看到他双臂贴住身体,贴不住,总是微微往外提起,胳膊上两块小山丘似的大肉团就清晰鼓在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叫肱二头肌。

之前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把肉长成这样。林教练自己显然也寸寸珍惜,常见他走着走着,忽然把手臂往胸前猛一勾,捏紧拳,把肱二头肌秀给自己欣赏,脸上布着一层灼人的光亮。

训练的间歇,大家随地往棕垫上一坐一躺,东倒西歪,呼呼喘着气,他则助跑,踺子,手翻空翻成串来。或者往手掌上搓搓镁粉,助跑、踏板、上马——跳鞍马了。再或者是套上护掌,在手腕处扎紧,然后纵身一跳抓牢单杠,摆浪上杠,兴致起时甚至来几个大回环……不是给别人看的,他只是技痒而已。

孩子气、单纯,这是我母亲对他的看法;热情、有事业心,这是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后来我多次觉得这些特点分明与我父亲绝大部都重合了啊,区别无非是阅历的深浅。激情、昂扬、执着、有梦想又有几分天真,这类人从政情商不够,但在文体界却可能火花四射。父亲比林教练幸运的是,妻子虽然也是任性的娇小姐,但毕竟愿意讲道理。

林教练的妻子刚刚十八岁,实在太年轻了,自己还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却阴差阳错匆匆为人妻再为人母。困在山区中学时,林教练不过是一只折翼的飞禽,铁板一块的天空逼着他不得不为柴米油盐低下头,他那时在心灰意冷中大约也认命了,打算把这种庸常的日子过下去,但刹那间峰回路转,离去的体操又从天而降,他翅膀猛然一抖,重新飞向当初的自己,甚至火烧火燎地要把失去的一把都夺回来。可是他在人生低谷里娶下的妻子却不知比翼为何物,没有过渡,没有心理准备,生活刹那间就错位了。寒暑假时体操队全天训练,林教练来得比所有人都早,走得又比所有人都晚,早来他可以自己先练一练,晚走则是把谁留下来加练,吃一吃小灶。没有额外的金钱补贴,和钱无关,一丝关系都没有。

他没有料到后院起火了。

以前再笨手笨脚,他也会勤快地做饭烧水洗洗尿布抱抱孩子。女儿才几个月大,正是吵吵闹闹最烦人的时候,而他却走了,从早到晚像鸦片鬼抱着大烟恋恋不舍般泡在体操房里,家里怎么办?妻子从小被父母宠得凡事不做也不会做,孩子一哭一闹一生病,她无所适从,只好也哭也闹。她闹当然是冲着自己丈夫去的,摔碗扣盘子,甚至一气之下把痰盂也一把踢飞。有天大家正练着,忽见这个小妇人咬着唇气冲冲地快步进来,她不像以往那样哭骂,只是沉默地瞪着眼,铁青着脸,把怀里的女儿往棕垫上猛地一丢,然后掉头而去。

太惊悚了,几十年过后当时bte365娱乐_bte365提现多久能到账_bte365 体育投注的几个人都还清晰记得这一幕,连婴儿跌在棕垫上腾起的灰尘几乎都历历在目。林教练怎么办呢?他倒阵脚没乱,把女儿抱起,往左胳肢窝上一夹,一只手轻松兜着,另一只手照样挥来指去,谁练什么谁又练什么,一切如常。一个健壮如牛的男子,一个被一堆结实肌肉反衬得越发娇小的婴儿,父女二人像一幅剪影,当时看的是滑稽,之后回想起来却是另一种况味。

那时,我们这群小东西对教练家的火药味暗地里其实都很好奇。一旦看到体育馆里突然出现女人和婴儿,眼睛马上就亮了,耳朵立即就竖起来,几乎有等着看戏的兴奋感。

但父亲有不同看法,这时候他会让母亲先出面劝,母亲劝不了,他就自己出面教育。其实他所谓的教育与发火训斥并没太大差别,有一次他说了半天对方仍委屈地哭哭啼啼,他气得脸都歪了,手一舞大声吼起:“再吵就跟你不客气了!”

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父亲这个糊涂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站到林教练一边。男儿在前方奋战,后方无论多难女人都应该肩起全部,别吵,别烦,别叽叽喳喳哭哭啼啼!可是万一前方的那些事是女人所不屑的呢?她凭什么要无端承受?父亲根本没有耐心管这些,国家、民族、前途、革命,他的字典里装的都是这类大词,大得抽象无边,他抓不住握不牢,而此时一个个跟斗仿佛正如一根根羽毛飘在眼前,他或许希望把它们迅速聚拢起来,就可以编织出一对飞翔的翅膀。名次意味着实力和荣誉,多一块金牌就多为国争个光,就更证明我们已经不是东亚病夫,一直到今天如此粗糙的观念仍符合许多人的想象力,为此可以不遗余力,甚至不择手段。父亲那时同样急着证明,春天里他在一块从来只播种谷子的土地上异想天开地种下一棵苹果树,肯定有人等着看笑话哩,即使没人笑,他也脑门热烘烘地盼着枝繁叶茂,他比林教练更急着看到树上结出红彤彤的果来。这时候有人来捣乱,无论有什么理由,这些理由在他眼里统统都是狗屁不通的。

体操训练馆在二号楼,我家先是住三号楼,后面搬到一号楼,总之都离得不远。当然就是再远,父亲一有空还是要去看看。通常这时候他的形象是这样的:翘着二郎腿,双臂抱在胸前,脸转来转去这个看看那个瞧瞧,喉咙习惯性地一声接一声轻咳着。没有人理他,林教练也顾不上他,他每次去也不需要别人理,默默地坐着,默默地看,看到训练结束,大家走了,他也走。

对于教练而言,父亲坐在那里的每一秒钟,空中都飞舞着一根无形的鞭子。

有时会突然爆出喊叫声,仿佛要把训练馆的屋顶掀掉,这是谁掌握了哪个有难度的动作,比如空翻转体多少度或者接连翻出几个后手翻。父亲如果不在现场,林教练就立即派人去通报,然后父亲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一路都是小跑。

第一个拿下新动作的往往是我弟弟。协调性好,身体轻盈,有爆发力,这三大优点是体操运动员必备的,而弟弟恰好都具备,这令父亲获得双倍的快乐,简直亢奋了,每天都像有大奖会随时从天而降。

一九七三年六月,地区体操对抗赛举行。所谓对抗其实不过是与另一个县体操队之间进行,那个县有一对体操夫妇,原本是省队教练,被下放到县里后,自告奋勇组织起体操队,一批男女孩已经被他们极其专业地锤打了几年。父亲不知深浅地带着组队才一年的一干人马杀到人家家门口,比一比,还不算太丢人,出乎对方意料,也出乎自己意料。比赛结束后不久,两队各挑选三人组成体操男子队,代表地区参加省体操比赛,居然很耀眼,一举拿下团体冠军。个人项目公社体操队的三人也没空手,分别获男子少年甲组自由体操第二名、跳马第二名、单杠第三名。初战告捷。

那一年下半年我们县改隶福州市管辖,市里举行少年体操赛,父亲又兴冲冲把人带去了。经历过地区和省里的比赛,父亲心里多少有了几分底,但仍然忐忑,大城市谁说不更藏龙卧虎呢?等到各个项目拉开战幕,他一下子就乐了,越看越乐,而别人则越看越目瞪口呆。

动作有难度,稳定性好,空翻高而且飘。不是一个两个出彩,很整齐,一茬五六个人都旗鼓相当。体操比赛最证明整体水平的是团体成绩,最证明个人综合素质的是全能项目。那一次,这支忽然冒出来的公社体操队拿下一大堆名次,除了团体冠军、男子少年乙组全能冠军、男子少年甲组全能冠军外,单项的收获也非常可观:男子少年甲组自由体操冠军、跳马冠军;男子少年乙组自由体操冠军、单杠冠军、跳马冠军,另有十几个第二至第四的好名次。出师大捷!

父亲笑得嘴都快裂到耳根上了。

他和林教练一下子都成为名人,人们指指点点问来问去,两人喜滋滋地不厌其烦地回答,恨不得把别人没问到的也一一倾泄给人家。第二年再赴市里比赛,几乎无一人空手而归,其中仍然有团体和个人全能这两项最被看重的冠军,个人单项成绩更是空前丰收,拿走了自由体操、跳马、单杠、吊环、双杠项目的绝大分部冠军,最出彩的是男子少年乙组,除了鞍马仅获第二、第三名外,余下的自由体操、双杠、单杠、吊环以及全能的一至四名竟然毫不客气地全部包揽了。

在我的记忆里,男子乙组少年全能冠军两次都由我弟弟拿下,问他,他说没错,是拿过,只是不记得究竟拿过几次。父亲应该记得,但我已经永远无法向他发问,两年前他在经历了漫长四年中风折磨后,撒手离开了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我以为至少县志里会记几笔,但很奇怪,来回翻几遍,竟没有找到只言片语。一支从乡下半路杀出来的公社体操队,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没有优质器材设备,连服装都土气十足,却挑战了全福州市各支队伍,这事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几乎颇具传奇色彩,在当时引发那么多的欢呼惊奇,为什么却被县志完全忽略了?某个瞬间我一恍惚,不免怀疑起体操队是否真实存在过,幸亏找到了林教练,他记忆也零碎了,记不得具体哪个人有什么成绩,但记得一个大概,并且找到一些老照片,证明他的弟子当年确实曾屡屡外出征战,到市里、省里以及省外。然后又是由他牵头,找到当年那些队员,各自搜括记忆,把几次大赛成绩收集起来。

那年福州市少年体操赛结束后,立即组队参加在龙岩地区举行的全省体操赛。林教练找到那次比赛后,福州市代表队在古田会议旧址前的合影,男队八人中,有六人是熟悉的面孔,他们都是公社体操队的成员,剩余两个则是从福州五个区中挑选出来的。赴龙岩参赛前,这两人被专程从市区送到乡下,在我们学校简陋的体操房里参加集训,其中一人现在是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院长。

在那次全省体操赛上,公社体操队共获得全能和跳马、吊环、双杠、单杠的冠军,另有众多的二至六名,总之无一空手。

体操队凯旋回镇上不久,一纸调令抵达,父亲被任命为县体委副主任,主持工作。

另一个意外则与弟弟有关:省体操集训队让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立即去省城报到。

 

.燕式平衡

 

除了体操,林教练还兼练拳术。他其实与我父亲算同乡,那是一个自古民风剽悍的老镇,民众普遍尚武,史上曾出过武探花、慈禧御前侍卫,武秀才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文人和官员也不少,名声最大的官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读书做官与习武御敌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父亲如果一直在这个丰饶多姿的古镇上长大,除了能更早耳闻诗书,应该也会被四处舞动的刀枪棍棒所吸引。可惜命运不济,出生九个月零八天他就丧父,奶奶不愿改嫁,抱着他逃回娘家,从此远离镇上的一切。

林教练没有经历这些,他从小就开始练武,即使后来专业学的是体操,但拳脚功夫却一直舍不得放弃。兴趣起来时,他会打一套拳让大家开开眼界,应该是南拳吧,双臂虎虎生风,双脚跺地咚咚作响。那双手掌奇厚无比,像被充了气,大小鱼际肉乎乎地隆起。仿佛是为了炫耀它们,他说话时总是喜欢把掌举到半空,掌心向上,五指阶梯式张大,由内向外一下一下用力甩动。有时还会扎下马步,双臂一张,大喊一声:“来来来,你们都来!”男队员们一拥而上,场面一下子沸腾,都以为可以像蚂蚁搬家那样,合力把他扳倒,不料眨眼间咚咚咚一个个被小鸡似的拎起来,抛到棕垫上,东倒西歪。

偶尔他还会把男队员带去钓虾。镇上河流纵横,鱼虾众多,自制了钓竿与钓钩,挖了些蚯蚓,学校一两里外就有一座古木桥。林教练双手抓住长木条围出的桥栏,腹部靠上去,身子一勾一翻,再轻轻一攀一跳,人就已经到了桥墩下了。这不难,比单杠简单多了,几个男孩如法炮制,一个下午每人差不多都可以钓上半斤左右的虾,直接生吃或者拿回加点盐煮了吃,当成强身健体的一大宝器。

相比较,女队的日子是无趣单调的。女队的Z教练四十多岁,理平头,头发黑得像抹一层漆,皮肤也黝黑,却紧致圆润,唇极薄,圆乎乎的眼睛精亮如灯,双眼皮的褶子相当欧化,一道一道清晰得像刻上去的。他没有林教练那一身“水鸡肉”,体态匀称流畅,虽个子不高,但双腿修长,每一步都迈得极大,远远望去他不是在走,而像在飘。

我想不起他笑起来是什么样子,似乎他从来不笑,也极少说话,更不像林教练那样肯与队员玩出诸多热闹花样。“忧郁”,忆起他时,这个词也紧跟着浮起来。

Z教练没有带我们走远,林教练携男队外出征战,在市里省里轰动一时,女队已经解散了。出了一点事。事情与服装有关。

男队员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里头都必须穿起一条特制的窄得几乎没有任何空隙的布质小三角裤。三角裤的式样是林教练提供的,手帕似的格子布,看上去也只有对折起来的手帕那么小,有点旧了,边缘有淡黄色的汗斑,裤头不是松紧带,而是在左侧开个口,缝上四根可以结实捆绑的带子。想必这是林教练自己穿的,母亲踩缝纫机依此为弟弟仿制时,我凑过去好奇地问了几句,她却吱唔不答。后来发现弟弟每次训练与比赛,都一定先穿好它,再套上外面的裤子——许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那是为了防要害处受伤。

女队员从来没有这样一条小三角裤,女队的问题与此正好相反。

几年前我在中篇小说《燕式平衡》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杂志女编辑余致素十一岁时,练体操的她被性心理扭曲的教练伤害,不让她穿内裤训练,致使她做燕式平衡这个动作时,暴露了少女私处。此事被发现后,她就活在一个诡异的、压抑的氛围里,无数无端伤害连绵而至。婚姻本来是最好的解脱,不料在临结婚前,男友忽然接到一个阻止举行婚礼的神秘电话,但请柬已经发出,婚礼只好如期举行。几十年里原本非常爱她的男人却越来越冷淡,官却接连不断地上升,已位居副市长之职,他不断提出离婚,被余致素一次次拒绝。余致素要一个解释,却始终没有得到。她努力想自救,也一直无法获得。直到丈夫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才明白潜伏在她生活里那个魔鬼似的谜底:她那从未谋面的公公原来就是当年那个不许她穿内裤训练的体操教练。冤家路窄,小时候的那场无辜被伤,伤口从来没有痊愈,一直阴影般紧随了她几十年。

在这篇小说里,关于女队的服装是这样描写的:“女队每个人发了三套服装,一套比赛用,两套训练用。比赛用服很大众化,几乎所有队都一样,针织面料,连身套头,上面长袖下面三角裤,酒红色的,有黄色装饰性滚边,胸前印着青山县少体校的字样。而训练服则是那个人自己设计的,上下身分开,上面是蓝色针织短袖,下面是银杏灰卡叽短裤,裤管很大,偏大了,但是所有的队员刚开始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蓝色针织短袖、银杏灰卡叽短裤,当时就是我们女队员的服装。裤管大,又没穿内裤,做燕式平衡这类动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已经不言而喻了。不是每个人,只有其中一个,她头发自然卷,个子不高,身体柔软度非常好,下腰后双手可以从后面直接握住脚踝,整个人纸片般轻松对折起来。

不记得这事最初是谁揭开的,一片哗然。那个无辜受伤害的卷发女孩迅速消失,应该是转学走了,从此不知所终。我至今仍记得她名字,但不知道她后来的日子。算起来如今她也有五十岁左右了,一切可安好?

一波还未平,另一波更震撼的接紧而来:Z教练与学校宣传队的S有暧昧关系。S已年过十八岁左右,发育得饱满,眼梢往上吊,眉宇间顾盼生辉,很有姿色,舞也跳得好,相当出色,而Z教练除了会体操,还懂乐器,二胡、扬琴都很拿手,所以常来宣传队排练,就这么粘到了一起。师生恋那时是弥天大罪,何况Z教练有家有妻有子,根本不是单身。

我记忆里是先体操队出问题,然后才查到宣传队的,但前些天,当年公社的秘书到我办公室聊天,他指出我错了,应该正相反,Z教练与宣传队的S不仅仅暧昧,而是肚子弄大了,事情才闹大,再一查,不许体操队那位女生穿内裤的事才顺藤摸瓜被查出。是真的吗?也许,只是我已经遗忘。

父亲怒不可遏,这不是砸他的牌子吗?据说他因此召开了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大会,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吹胡子瞪眼睛,滔滔对教师竟如此失德滔滔训斥了一个多小时,讲到盛怒时,霍地站起,一只手抓着蒙着一块红布的麦克风,另一只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连椅子都被他一脚踢飞了。

下面鸦雀无声。

整个校园顿时被诡异的气氛所笼罩,到处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事情发生前我已退出体操队,急性黄胆肝炎,练不动了。这项运动一开始我其实就没多大兴趣,柔韧性差,下腰劈腿练得都很苦,又严重恐高,上高低杠、平衡木都发虚,能坚持一阵,完全是因为被每天队里那些蛋糕、馒头、锅边、炼乳等点心所吸引,忽然一病,母亲立即给我加营养,嘴就没那么馋了,索性就退出。

退出了却一样震惊。父亲掌握事件最核心部份,今天女生S揭发了什么,明天Z教练坦白了什,他悄然把消息说给母亲听时,常常没料到附近还有一双竖起来的耳朵。几个校领导频繁进出我家,一有新进展他们就急匆匆来汇报,父亲有时记得把我赶走,有时忘了,我就小心地缩在一旁偷听。当那些人义愤填膺陈述议论时,我分明觉得语气里又有一股兴奋的河流暗涌。说的时候当然也义愤,也气恼,但会不会还有另一种情绪潜行暗流,比如暧昧的兴奋或者模糊的好奇呢?单调乏味的生活被八卦忽然犁出一道深深的暗沟,逸出常规的桃色总是最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

学校离校门口不远的那幢楼是一号楼,左边最靠楼梯旁的一间屋是长条形的,中间隔开了,分出前后两间。Z教练当时就关在里屋,外面派学生轮流看管。一墙之外,就是民居的天井。因为楼是建在高处的,天井低了二三十米,但通过窗子可以俯看下面的一举一动。有一天我们正吃着饭,突然有人匆匆敲门,说Z出事了。父亲放下筷子就走,我也连忙跟上。到了楼梯旁那间屋子,恰好看到校长暴跳如雷地吼着什么,接着一巴掌就甩到Z教练脸上了。Z教练没有反抗,站得笔直,头勾着,一动不动。

原来Z教练写了一封信给那个S女生,告诉她什么事不能说、什么事不该说、什么事虽然已经说他又打算推翻不认等等。信是从窗子丢下去的,大约是希望下面民居里的人捡到后,送到离这不远的S家中,彼此统一口供。这当然可以理解成挑战与蔑视,父亲也恼了,他当即决定召开学校班子会议商讨一下,商讨的结果是把Z的妻子喊来。

Z教练的妻子在另一公社任小学老师,之前没有人看到她出现在这所中学。那天她来时,穿一件嫩绿色的毛衣,梳两条齐胸辫子,个子很匀称,不太高也不太矮,眉眼柔和端庄,总之长得比我们想象的漂亮很多。校长先见了她,把Z教练的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Z教练妻子安静地听着,脸上一直很镇定地微微笑着,不时轻轻颔首,仿佛倾听的是一个事不关己的远古传说。学校为什么要把她召来呢?肯定是鉴于Z教练如此冥顽不化,已经到死不悔改的地步,只好打出最后一张牌,让她出面配合教育。她不配合,体操队的事她说不可能;和女生S的事,她也说不相信。都闹这么大了,连那封丢到民居天井里的信都摆到面前了,仍然不可能?不相信?她轻轻笑了一笑,不再回答。接下去一连几天,她专注地照顾起Z教练的生活。不知道门关起来后里屋发生了什么,我们只看到门打开时,Z教练的妻子默默地打饭、提水、洗碗洗衣服,一切都很家常,她做得有条不紊,充满耐心与爱心,仿佛她亲爱的丈夫正辛辛苦苦冲锋陷阵建功立业,无限怜惜与敬仰之下,她必须这样心甘情愿地全力付出自己。

没有听到谩骂,没有听到哭泣——当然,也没听到笑声。

太意外了,所有想当然的逻辑都一下子栽到在这个看上去如此柔弱的女人面前,连同情都来不及付出一丝,就被人家一巴掌狠狠打了回来。是内心强大还是无奈认命?不知道,也许都有,也许跌到底谷时,反而一副最若无其事的神情才最能拯救自己。不见得什么样的女人就能造就什么样的男人,但娶不同的女人,男人一定会在人生所有启承转合的重要关口上遭遇迥异,是被撒把盐还是被舍命相救,都看他的运气。“太了不起了,这女人!非常不简单啊!”后来父亲多次在不同场合夸Z教练的妻子,话说得很由衷,他确实被震住了。

只是不知道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父亲可曾是否悄然悄反省过:当时反应是否过激了?处理的方法是否过于简单粗暴了?在那年粗糙暴戾的年代,谁有耐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细腻着想呢?美德的产生与繁衍需要广阔深厚的高贵作为土壤,而那时恰恰高贵这东西恰恰已经被“摧枯拉朽”得片甲不留,人与人间彼此伤害又如何?早已理所当然习以为常了。

非常巧,一年后我们家从三号楼搬到一号楼,分配给我们的房子恰好就是曾关过Z教练的那个长条形的房间。夜深人静时,Z教练和S的故事不时会跌跌撞撞地跑到我脑子里,虽仍懵懂浑沌,却也难免暗暗心跳脸红。关于男人女人,关于性,不知道对我而言这是不是最初的启蒙。

经过这场变故,宣传队倒影响不大,气氛微微拘谨尴尬了一阵,转身该唱该跳又一切如常了。和那位卷头发的体操队女孩一样,S也消失了。涉世未深的她在那个懵懂的岁月,迷迷糊糊中不慎踩进一条荆棘道,悔之莫及,却无可挽回。我曾反复想象过她之后的生活,想多了内心渐渐多出一根刺,不时替她痛一下。她是无辜的。

教练没了,体操女队就无法再支撑下去,只好终止,彻底解散,独剩一支男队。父亲极为受挫,脸黑了一阵子,长吁短叹。荣誉分明就是他的生命,他志在蓝天,一直渴望向白云深处而去,可是还没开始腾空而起,就被人突如其来当头一棒。手下的丑闻也是丑!幸亏还有体操男队,他很快又振作起来,并把激情、精力以及公社下拨的财力都集中到男队身上。

一下子,男队就肩负起双倍的期望。

 

 

.逃出体工队

 

弟弟去省体工队集训时不到十岁,个子矮小,脑袋圆滚滚的,两眼黑眸奇大。那个年代福州曾流行一句顺口溜:“有势使势,没势打球做戏”——在福州话里,“势”和“戏”发同一个音,所以是押韵的。文艺体育那时确实是两条诱人的出路,能正式进体工队,往往就意味着未来的饭碗有了保证。即使未来太远,暂且可以不管,至少眼前说一说道一道,也挺让人舒心爽快的。父亲高兴极了,他总是掩藏不住丝毫得意,似乎也从没有掩藏的打算。去母亲在福州下杭路的娘家做客,他更是开口就洪水滔滔,仿佛他儿子转眼就可以出现在全国比赛场上,并且勇夺冠军建立奇功,名扬天下。

二姨夫是军官,河南焦作人,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母亲兄弟姐妹都叫他“两个声”,这是福州当地对北方人的统称。他和我父亲性格相当接近,都能说会道、动辄就激动得两眼放光。那天他也正巧带司机开辆吉普车来娘家,和我父亲大吹一通牛后,内心豪情顿涨,霍地站起,手一挥,说:“走,去看看!”

吉普车把我和两个表姐妹一起拉到省体工队,母亲和“两个声”也去了,倒是因为实在挤不下,父亲没有去成。父亲其实不是太同意我们这次出动,说归说,去不一定要去,因为集训队老师吩咐过:不许探亲!但怎么拦得住呢?吹牛都已经把箭吹到弦上去了。

省体工队非常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有那么多大房子和大操场的单位。果然门口不让进,但这难不住“两个声”,他穿的四个口袋军官服装很管用,跳下车三下两下就成功把门卫说动了,门卫愉快放行,并给司机指了体操房的位置。

训练正在进行,我们闯进来时,看到弟弟穿着短裤、赤着上身练跳马,抬头一见我们,马上什么都不顾了,脸红扑扑地跑过来。教练马上追过来,黑着脸让我们走,必须走,立即走。我们走时,弟弟也跟上来了,他也要走。

母亲赶紧拉着我们上车,弟弟则被老师死死拖住。

果然不该来探望啊,不过八九岁,这么小的孩子,突然之间离开家,开始一种刻板而苦巴巴的日子,心绪本来就极不稳,再有家人出现,老师之前所有的安抚努力都化为泡影了。当晚弟弟在省体工队就开始吵着要回家,老师软硬兼施,不起作用,继续吵,天翻地覆地吵,训练也不去了。折腾了几天,老师脑袋都肿了一大圈,只好打电话让我父亲先领回去缓和一下情绪再来。

父亲把弟弟先带回外婆家,他脸已经黑得像一口锅,他吼起,他随手拿起一根棍子往死里打。这些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他这个儿子不吃这一套,身上已经血痕醒目,眼都哭肿了,问他明天回体工队好不好?他马上停下不哭,脖子一梗,声嘶力竭地喊道:“不好!”舅舅和舅妈看不下去了,决定当老好人,带着弟弟到百货,指着柜子里的飞机、汽车等玩具,让他随便挑,作为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回体工队。弟弟本来眼睛已经亮亮盯着里头的东西,猛地一怔,后退几步,不要东西,不回去。

体工队的老师一男一女来了两三次,本来是来接人的,却每次都摇着头离去。“明年吧,等他长大一些再说。”

第二年福州市青少年体操赛,弟弟仍然成绩突出,于是再次被省体操集训队召入,与上次一样,他不是一个人去,队里还去了另外三个。集训男队从全省不过挑了十几个好苗子,其中一个乡下公社却来了四个人,这当然是空前的,独一无二的,传为一时佳话。集训没几天,五月,天开始燥热起来,从集训队里挑出几个人拉到苏州,参加全国体操分区赛。弟弟去了,父亲和林教练也被喊上一同前往。林教练是被临时分配当男子甲组教练,而父亲呢?他体操业务一窍不通,居然随团观模这么专业的赛事,说白了无非是一种奖赏。他似乎并不是太明白这一点,兴奋得每天都像过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最喜欢说的话题就是比赛现场所见,海绵垫是怎样的,弹簧板是怎样的,平衡木的质量和我们用的有什么不同,体育馆内的灯光又是怎样的,如此等等,翻来覆去地,永不疲倦。

弟弟是属于比赛型的选手,不怯场,人越多他越容易兴奋,但放到全国一比赛,差距仍摆在那里。他没有取得名次,但父亲觉得还是有希望。周围的行家总是夸弟弟身体素质出众,速度、力量、技巧、爆发力兼备——不管人家有多少客气的成份,父亲都照单全收了。他觉得只要再系统练一练,他这个儿子拿个全国冠军肯定不会有问题。国家队里不是已经从福建省挑去一个蔡焕宗吗?在参加苏州举行的全国体操分区赛之前不久,全国体操个人赛刚刚在南京举办,那次蔡焕宗包揽了全能以及跳马、双杠、单杠、鞍马、吊环所有冠军,只要他一出场,别人就什么戏都没有了。李宁出现之前,这么牛的体操王子非蔡焕宗莫属。父亲为儿子眺望的未来大约就是蔡焕宗第二,他暗自分析一番,觉得非常有可能,都是全面型的,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自由操,所有项目都很均衡,福建既然能出一个蔡焕宗,当然也可以有第二个。

问题是他儿子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想法。太苦了,进入省集训入队第一周就必须过“压”这一关。如何压呢?最轻松的是前压腿:坐地上,上下半身向前对折,胸贴紧大腿,双手抓住脚尖,背上则压一张杠铃片,教练再一屁股再坐上去,也没闲着,手指指这个喊喊那个,照样指导其他人训练。不是几秒钟,几分钟,而是每次半小时,时间到了教练站起,往你屁股上轻轻一踢,说起来吧。哪起得来?腿已经麻了,腰已经僵了。

侧压腿是把地毯卷成一团,约有二十公分高吧,人仰躺上面,双腿侧打开,两名教练左右站着,一手抓大腿,一手握脚腕,然后同时往下压,让脚尖压抵地面,腿顿时不是一字打开,而似飞翔的向下垂悬的鸟翅膀。

更可怕的是压肩:倚住鞍马,肩靠在马头上,胳膊被教练抓住,反肩向后一点点往下按压,一直压出九十度。明明只能向前伸出的胳膊,就这样古怪地向后面长出了,像一根木头凌空插进体内……

几天前和弟弟当年一起进入集训队的一个人在电话里向我描述这些时,声音还是打结的。他说:“哇,太可怕了啊!”另一个描述起手臂九十度反转到背后的瞬间,用了“火辣辣”这个词:从腰间到手指尖,半个身子猛地一麻,像通红的烙铁在那里狠狠烙过。

而我在做上面这些描述时,胳膊上也猛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为了战胜另外的身体,必须如此决绝地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宝剑锋确实可以从磨砺出,却先得把自己割得支离破碎鲜血淋漓,这样有意义吗?对一些人有意义,我却再三庆幸自己已经早早逃离了。比起战场上的厮杀残酷性,运动场的皮肉之苦也许并不算什么,但人生来不是为了承受苦痛,若是为了拯救什么自然还有一些价值,而体育更高更快更强,无非是被人拿去换更多世俗的名与利,那么不要也罢。

弟弟也不想要。人间的好还没来得及尝几口,小身子却先得被这样坚硬锤打。偏偏集训队员睡的还是上下铺床架,晚上爬上床铺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太疼了,身体各个部位都试图游离而去,躺下的过程都是煎熬的过程,但每天一大早又被一个个拖起来,继续机械重复的是类似的动作。有种观念强调训练场就是战场,教练下课后可以慈祥,一训练就马上换了一个人,喝叱、谩骂都是小意思,动手打又怎么了?还不是为你好?哪个动作没做好,罚!不行,再来!再来!再……真不当人看了,全成了机器,哭,没有不哭的,啜着泪是家常便饭,放声嚎啕也顾不得难为情。能经得起漫长辗压的,最后真的只能是凤毛麟角的那么几个,大部分中途都胆怯了、气馁了、妥协了,然后夭折出局。

弟弟不是被淘汰出局,而是自己做出了选择。集训没多久,他又吵着回家。当然不能回家,于是他就逃。

“意志”这个词是父亲经常提及的,他没有酒量,但好烟嗜茶,顶峰时一天需抽掉一包半的烟,这成为他与我母亲间最经常的吵架话题。母亲忿忿不平地反复叨叨过一件事:“文革”前至少有两次加工资的机会,父亲都主动让给了别人。为什么?因为别人更困难。问题是谁家不困难呢?上有老下有小,母亲一向又不是过得惯苦日子的人,更永远学不会精打细算的本事,每个月刚发工资时舒展一下,到了临近发工资那几天必定是捉襟见肘的。家里又没有金山银山,你充什么好汉啊!既然已经充了,怎么还有脸抽烟——抽的哪是烟,分明是钱!而且抽得那么投入,烟灰落下都无知觉,衣服裤子就东一个西一个小洞,那也是烧钱。父亲常自夸是怕老婆协会的,在母亲面前,凡事一般都抱着“不跟妇人一般见识”的阿Q精神,呵呵呵虚与委蛇,一而再地迁让,只有抽烟一事,他摆出赖皮的嘴脸绝不妥协,手指间仿佛永远需要有一根白色的烟夹在那里,日子才能往下继续,以至于食指与中指染上了一圈晦涩的烟黄色,像两株提前枯萎的乱草。但是有一天,他和几个同事围在一起边抽着烟边聊着戒烟的不可能性,谁谁谁已经试了多少次,结果都以失败告终等等。这个话题之前估计也没少说起,说一说多少就为延续陋习找到一点心理依据。这时父亲突然把烟蒂往地上一丢,霍地站起,大声宣布从此刻起开始戒烟。人家都当玩笑,不料竟然成真,从此他一次也不再碰过烟。这后来成为他吹嘘的资本,抽了三十六年的烟,三十六年啊,居然说戒就戒了,没有点意志行吗?

可惜意志这东西是不能遗传的,我没有,弟弟也没有。

弟弟一秒钟都不想在集训队呆下去了。那天晚上他一反常态不闹了,临熄灯前值班老师来查一遍,很平静,很安全,弟弟已经老实躺在床上了。老师走了,宿舍里其他人传来匀称呼吸声后,弟弟摸黑起床,把枕头塞进被子替代自己,再把鞋子整齐放在床前,制造出自己已经入睡的假象,然后穿起另一双鞋溜出宿舍。大门已经关了,他爬墙。几年体操训练出来的敏捷身手和出众弹跳力此时派上用场,他轻松就跃到外面。

那时省体工队一带还是偏僻的乡下,树林、杂草、田野、小道,没有路灯,连公交车也在傍晚时停运。这个小小少年怎么办呢?他交错地跑和走,很恐惧,但体操房令他有更大的恐惧。他毫不迟疑地往前走,星星、月光和盈耳的蛙声都给他鼓励,为他壮胆。一会儿后面传来声响,几节手电向晃来晃去。是几个老师骑自行车找来了,弟弟连忙躲到树后,他们踪影消失了,他又走,一直走了几公里,到了鼓楼,那里有汽车通到外婆家。他上了车,下半夜两点多敲开了门。

外婆信佛极深,即使是在那个打烂砸烂的时代,她也仍然每天坚持吃素,并早晚在家偷偷念经诵佛和跪拜。一个人长年醉心于某事,身体整个儿被浸染渗透,在容貌上会渐渐透出相近的气质。胖、白晰、行走舒缓、举手柔软、嘴角永远挂着慈悲的微笑,模样儿越来越接近摆在案上的那一尊白瓷弥勒佛。那天半夜,最先被敲门声惊醒的人是她,打开门一看,她心跳如鼓,悠悠道了一声:“哎呀,我的仔!”

集训队值班老师不知道我外婆家,他们一夜没睡,找得魂都快丢了,直到第二天分管教练上班,他之前来过我外婆家,登门一看,果然见到这个胆大包天一肚子都是鬼点子的小东西。

父亲在县里,母亲在镇上,他们分别火速抵达市区,我也一同跟随。

父亲很少打子女,他早出晚归亢奋地忙自己的事,没时间打,也懒得打,但一旦动起手,就是雷霆万钧的。这次他真是恼了,抓住椅子砸椅子,找到棍子挥棍子。他的冠军老子梦做得正酣哩,哪里能碎得这么仓促而狼狈不堪?太丢人了!母亲本来也怒不可遏,见丈夫已经失控,终于还是担心出事,于是调转过身开始护儿子,加上外婆、舅舅、舅妈,顿时形成两大阵营,一方人多势众,一方仅剩下两眼都瞪得通红的父亲。

外婆说:“算了,不练就不练,有什么关系。”

父亲说:“不行,必须练,必须……”他都哽咽了。

集训队教练来几趟,最后单独和弟弟做了长谈,谈过,他们站起来,摇了摇头。从来没有一个队员敢于以如此方式离开体工队大门,构思这么细密、过程这么绝决,这无疑已经宣告这棵苗子对体操的彻底背叛。既然能跑一次,必定还会再跑无数次,并且如果成为坏榜样,别人也相继模仿,那就不得安宁了。竞技体操在登顶的途中肯定很苦,得拿身体一次次挑战各种极限,唯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把泪水有效转化为笑意,推动自己一步步向前跋涉,否则再好的技术天赋,也是白搭。

父亲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他只有接受。

弟弟以性格中最执拗的牛脾气,为自己的命运扭了一个弯。这辈子他本来可以赖体育为生,后来却考上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做起外贸生意,接着又举家迁外异国,再也不与体育沾任何边。倒是中学时数次参加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把男子乙组百米和铁饼两项县纪录保持了七八年之久才被人打破,这算是那几年体操生涯的一个残留物,除了他的速度与力量再次得以证明外,并没有其他用处。小小年纪就敢于不顾一切自主选择生活,这是他的胜利,但对父亲而言无疑却是又一次挫败。体操队之后虽然又持续了几年,直至一九七七年父亲离开县体委才解散,但缺了弟弟这个角色,父亲再怎么强打起精神,也掩饰不住心底的丝丝失意。无人时他可能连连叹气,懊恼不息。作为县体委负责人,他却没有任何体育专长,没有业务,这当然是个不足,多少让他心虚,本来可以拿儿子的成绩弥补一下,如今也化为泡影了。自己的儿子都左右不了,他又有多少能力左右别人呢?

 

{C}{C}七、           {C}当不了将军的士兵

 

那期间,我其实已经开始练篮球和田径,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

经常有人问:“你是北方人吧?”这是指身高。南方女子中,身材高挑的不是没有,国家女排从来不乏福建土生土长的队员就是例子,但普遍偏矮却是事实。我母亲一米五八,父亲也不过一米七三。有一个流行的预测公式是:女儿身高=(父亲身高×零点九二三+母亲身高)除以二。以此计算,我的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六,事实上我却多长了几厘米。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靠自我奋斗啊。”这当然是开玩笑。

应该是初一下半学期,学校里来了两位高大健壮的体育女老师,都是从县队退役来的,一个打篮球,一个打排球。以前学校有男子篮球队,排球一直仅体育课时随便玩玩,并没有专业的指导,这下子,女子篮球队可以成立,排球队也不缺教练了。

我先进入排球队,开训时恰好下雨了,倒不大,就是南方常见的毛毛雨,阴不阴阳不阳的仿佛谁欠了老天爷一大笔债。排球场在室外,地面是三合土垒出来的,皮质的排球在地面滚来滚去后湿了,沾上细沙。一湿球就沉了,一沾上沙球就糙了。而当时我皮包骨头,和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芦材棒也没什么区别,一直到后来身高长到一米六七时,体重也不过九十斤左右。也就是说,我几乎就是以骨头直接与沉甸甸的、粗糙得如同覆一层刺的排球搏杀,托球手指头被戳,垫球发球,手马上红起。疼,太疼了。加入这个队伍,在我纯粹只是为了有个名正言顺玩一玩的理由,根本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一辈子最恨的事情就是吃苦。我舍不得对自己发狠。

没多久,排球队少了一个人,而篮球队却多出一个人。那人是我。

这当然是一次逃遁,不过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我要长个子。打排球重心向下,得不断下蹲翻滚,而篮球则志在高处,能跳多高就多高,跳着跳着身体就可能拔节了。

运球、传球、投篮,最初不过如此,一个动作重复又重复。几个月后开始练一些战术了,才稍微有趣起来。

女教练有一张白晰饱满的圆脸,稍微一跑动两腮就红扑扑的,剪齐耳短发,喜欢在胸前挂一枚口哨,训练中总是以哨音传达指令。在县女篮她据说是打后卫的,运球灵活,跑动快速。有时见我们球运着运着,还没过半场就运丢了,气得冲上场示范,弓着身子左右手来回运球,一下一下不是拍着球,更像把球直接粘在手掌上。她让我们试图阻拦一下,哪里拦得住?双手运球、转身运球、背后运球,转眼间她就切到篮下,三步上栏,球在篮板上擦一下,轻松入网。有天她随口说:“你们谁跳起来能摸到篮板,肯定马上就会被上面要走了。”所谓“上面”指代不明,省市县,还是国家队?这都无关紧要,它只是代表一种神往的方向,令人怦然心动。

当然我也仅是动一动而已,一次次跳起来手伸向篮板,根本就遥不可及。这粒比排球大一圈的圆东西,其实也不能打动我。进行身体对抗训练时,必须毫不犹豫迎上去,谁主动发力谁就占上风,而我却总是下意识地躲闪。球远远地传来,本该扑过去伸长双手不顾一切地抢,我又总是在与球接触的一瞬间,猛地收回了手——稍有不慎,手指头也会被球戳得青淤红肿,疼至骨髓啊。

父亲知道这些吗?我想去排球队,于是排球队接纳了我,我想去篮球队,篮球队马上就把门打开,这一切自然全是因为他的缘故,人家看在他的面子上,而他却并不指望我能为他争面子。这似乎有点奇怪。一九七三年,也就在我升上中学的那一年,中学篮球队一位人高臂长的男生被省水球队招走,轰动一时。几年后此人进入国家队,当任前锋,并成为队长,曾连获三届亚运会水球冠军。近在眼前的一个人,明摆着可以成为样榜。如果稍作规划,让我在此道上矢志前行,父亲多少已经积累了一些人脉,完全能帮一帮,可是他从来没对我打球投过一眼,更没说过任何一句鼓励与期望的话。

一个瘦弱不堪的小身板,虽有速度,却缺乏求胜欲望,懒惰,怕苦,吊儿郎当,怎么说都不像是吃这碗饭的料子。更高更快更强,是建立在吃更多苦流更多汗基础上的,还必须有强大的“战胜别人”和“获取更多”的欲望——这两者我有吗?我有后者,但缺前者。如果一定要我付出前者才可以得到后者,我会两手一摊,一退千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拿破仑的这话其实相当混账,他摆出一个终极目标让人去争去抢,当实利主义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时,活着就仅是一株枯萎的树干,与枝繁无涉,离叶茂更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也许真的其乐无穷,那就让那些爱斗的人自己去忙乎好了。许多年后我回望这段日子,忽然意识到我对篮球的最大排斥其实正来自于人与人间的身体对抗。不过一颗球而已,不过一场胜负而已,何必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顾脸面地争得大汗淋漓?你要抢,让给你好了;你想胜,我认输好了。骨子里横溢着消极,原本是我与生俱来的顽固存在。

说到底父亲还是了解我的。也就玩一玩而已吧,随便,他懒得投入任何幻想,投也白投。

我进入校田径队倒不是因为他。每年县里都要举办一次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为了派队参赛,学校得先举办比赛,然后从中选拔出队员,进行大范围集训,一般单项第一、二名才有资格,然后淘汰一批,到临报名前再淘汰一些,剩下的分兵几路,每人守住一条,必须确保个人进入前六名,成绩才能累计进团体总分。

校田径运动会的隆重程度与文艺汇演可以相提并论,开幕式彩旗引导,鼓乐队紧随,后面依次是各年段各班级在举牌员引导下列队前行,着装统一,步伐整齐,接下去就是领导和运动员代表对着麦克风说一些豪言壮语。除了省下华丽的大型团体操之外,所有程序环节都与后来在电视里所见的奥运会、全运会相仿。开赛后,发令枪呯呯响,铅球铁饼标枪掷地咚咚声,每班拉拉队则展开另一场比赛:在起点怎么盯别人是否犯规抢跑、中途如何布点呐喊鼓劲、终点什么时候该派人站位保护气喘吁吁撞线而来的本班同学,提水发点心归谁,统计成绩排名、核对小分是否算错又归谁……刹时间似乎个个都成了战略家,勇于点兵善于布阵,舍我其谁的豪迈漫天飞扬。到了每天赛事结束前,张贴成绩榜的大黑板前就成了一个洼地,原本散落田径场各处的人水一样汩汩往这里流,伸长脖子踮起脚,眼光落到一道道细格子里的数字上。兴奋、沮丧、惊喜、失落跌宕起伏,在我们,每一年的那几天都像过节。平时再松散如沙的同学,此时都像突然被当头淋下一桶粘合剂,都恨不得把所有的力气捆绑到一起、派上用场。

这样的群体性亢奋,到县田径赛拉开帷幕后,就推到另一个高度。

县里的比赛地点往往就在我们学校,跑道虽不是规范的四百米,但有两百米的跑道也已经不错。作为体育强校,我们团体总分如果不是第一名显然就意味着失败。亢奋,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那几天全校上下的精神状态。上下课的铃声不响了,高音喇叭却一大早就开始鸣叫,运动员进行曲循环往复,没完没了。到处都是彩旗,整个校园看上去花里胡哨得像舞台上那个多少有点被丑化的媒婆。

跳远、跳高、短跑,这是我的项目。我很想夸一夸自己,但不好意思,参加了两届县中小学田径比赛,却一次都没拿过名次。校运会上明明都行,练着练着为什么却成了鸡肋?第一年我心存侥幸,觉得是个意外,教练想必也有同感,于是第二年同样路数又重复了一次,不行,还是不行,好像把我派上,只为了拖一拖团体的后腿。

这段生活重新进入视野时,田径场边那个通信兵的营房猛地就清晰重现了。一幢青砖楼房,一架高耸入云的塔状铁电杆,还有一根根纵横而过的粗壮电线。据说它是空军一个导航站。作为对台前线,“我们一定解放台湾”和“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之类的标语到处可见,天空中时不时就有对岸载有宣传品和生活用品的汽球飘过,纤瘦的战机更是鸟一样频频掠过。而这个导航站,与这一切居然有关,顿时就弥漫着神秘感。很少看到士兵操练,甚至很少看到他们在户外活动,偶尔几个穿着军装却不常戴帽子的士兵匆匆进出,连表情都看不太清楚。我们训练时,有时也会见到一两个理小平头的士兵站在营房前空地上眺望。从操场到营房,算起来也不过十几米的距离,却一直遥不可及。

女队的教练本是带排球队的,就是从县女排退役来的那位,排球队最终没成气候,散了,她就改带田径队。那时她应该有三十岁出头了吧,离异,单身,带着一个五六岁的漂亮儿子。很多女生喜欢她,男生喜欢她的更多,所以她的宿舍似乎每天都簇拥着一堆人,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这肯定是个非常多姿的女人,长相俊美,四肢颀长,有两个大酒窝,另有一副肥硕的大屁股,走起路来身子的中段像个钟摆,极富节奏感地一下一下左右摇晃,后来才知道这便是所谓的“性感”。但当时连她自己都对屁股上云集的肉恨意连连,我们跑着跳着,累了,一歇下,就猛地往地上坐去。她一见就走来用手指、用脚踢,喊道:“站起来站起来!”为什么不能坐呢?她说运动后血液流动快,往下一坐,血就淤积在那了,导致屁股壮大。不知这是否有科学根据,反正她是拿自己当反面教材对我们进行教育。屁股上坠着那么一大坨肉,还怎么能跑得快?

那时,“单身”这个词对我而言还是陌生的,周围全是成双成对的,整天吵得快把屋顶掀翻,转过身还是密不可分的一家人。可是这个女教练结过婚,居然还可以离掉?女教练从来没向人说起她儿子的父亲是谁,又因为什么缘故离婚,至少我一无所知,时不时倒会听到种种传言和猜测,让人不免好奇得揪心揪肺。显然对她私生活感兴趣的不仅我一个,女生们常暗暗交头接耳,说谁谁谁喜欢她,什么什么人又经常来找她等等,语焉不详,不得要领,却因此把我们的目光越发吸引了去。女教练自己无所谓,甚至有些上年纪的男教师和她开起有点荤的玩笑,她也仍然笑吟吟的,两个大酒窝深深内凹,一脸甜美。几乎没见她穿过平常的衣服,一年到头总是一身运动装,红蓝两色,冬天长袖夏天短袖,袖管和腿管上总有两道白色的线条——我曾误以为那便是世上最美的服装了,简洁,动感,色泽纯净,把一具青春的躯体装饰得绚丽明媚。因为有她,整个校园都不免生动了几分。

正是在那期间,我的个子像被充了气,一下子蹭蹭长高。十三四岁,恰好开始发育了,恰逢每天需要奋力向上蹦跳,于是身体的每一个关节便被拉长拉松,像春天里雨水和阳光充沛的树木,蓬勃向上。衣服刹时短了,裤管也逼仄地忽然远远与地面拉开了距离。我的课桌位置从第一排,渐渐后撤到倒数第二排。高一时身高一米六六,高二时一米六七,然后又蓦然停住,不再长半厘。穿上高跟鞋,我比母亲高一个头,甚至超过父亲。也许是隔代遗传,我继承的是奶奶的基因?但我更愿意把功劳归于篮球和田径。

而此时,父亲却离开县体委了。

 

 

{C}{C}八、           {C}在枪在手

 

父亲从县体委离去的原因,是他成了“四人帮的黑爪牙”。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罪名,天晓得他是怎么突兀地与之联系到一起的。建国后的种种运动,我以为至少像右派这样知识分子专属的罪名不会落到他头上,可是他的档案上却有这样一行记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受批判斗争,无处分。”然后,好不容易有“拨乱反正”这样的局面出现,他还是无法幸免。

他曾自嘲:“我是个老‘运动员’啊!”

几十年间这么多的斗争与运动接踵而已,回首时往往习惯性地把责任都推给时代与社会,却很少有自省与自责。我肯定更愿意相信父亲都是被人陷害诬蔑的,但是另一种疑问不免还是在心底暗生:每一场暴风雨到来时都会被淋一身湿的人,其原因有没有一点源于自己?

形势很紧张,风声越来越不好。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父亲欢呼雀跃同天下百姓没有二致,可是接下去他很快就没有了音讯。新的一场揭批运动正在进行,他无一例外又被卷入。正放暑假,母亲接连失眠之后,决定去一趟县城,但她自己不能去,如果父亲有什么问题,她去只会惹更多是非。她让我去。

先坐三轮车,再坐渡轮,接着倒两次汽车,才终于抵达县城,行程四五十公里。我那时高中毕业了,反正也闲,母亲在我口袋里放了几块钱,又做了很多叮嘱。在她神秘紧张地说话时,我脑中浮现的都是《红岩》、《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里地下党秘密接头的场面。

我安全抵达县城,路上却并不顺利。两天前刚刚有一场洪水泛滥,县城就在闽江的右岸,长长的堤坝终日辛勤守护,可它毕竟也有倦怠疲软的时候,其中的某一截此次被洪水冲垮了。洪水涌起,又迅速退去,本来并不至于有太大影响,从福州往县城去的公路也修在堤坝外,水满时车停开,水一退,路好好的,照开不误。但是,堤坝垮了就不一样,高高的堤坝一垮,泥土四溢,顿时把紧贴一旁的公路堵掉了。汽车只好绕行,一辆辆小心翼翼从外沿开过,外沿就是刚被水泡松软的沙土地。

我凌晨就从家里动身了,按母亲快去快回的计划,我应该在上午十点左右就能见到父亲,然后立即返回,下午四五点就能到家。现在堤坝一毁路一坏,半道上就将时间耽误掉了。待抵达县城,已经中午一点多。我径自走进县委大院敲父亲宿舍的门。门紧闭,无人应答。问左邻右舍,他们摇着头三缄其口。终于有个人出面告诉实情,说我父亲已经进学习班,学习班在一个叫荆溪的地方。我问荆溪怎么走,他犹豫了一下,用手指了指福州那个方向。他说沿着堤坝往前走,走到荆溪公社,问一下县委党校的位置,你爸就在那里了。

从福州到县城,汽车确实经过那个叫荆溪的地方,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去过。但是没有其他选择,我必须去哪儿。如果没见到父亲,回家怎么向母亲交代?

太热了,在几天暴雨如注之后,重新探头露脸的正午太阳大有变本加厉报复一场的狠劲。堤坝上是不种树的,堤坝下倒有树荫,我却不敢下去。被洪水泡过后,下面的公路已经一片狼籍,浮着厚厚的泥浆,很难下脚。另外,那个人指的是堤坝上的路,他让我沿着堤坝往前走,我怕自己万一走歪了,就到不了陌生的荆溪。

头上只有一顶窄窄的草帽,包里没有水,也不想吃午饭了。头开始晕,嗓子干得直冒烟。一直走,趔趄地走,脑子全空了,白花花的一片,什么也没有想。

那一天的记忆到这里结束了,像被一把刀切断,不留一丝痕迹。

过了许多年,有一天父亲无意中突然把后续的情节补上。父亲说,有人搞派性,趁机把他弄进学习班。他能跟“四人帮”有什么瓜葛?小县城离中央太远了,说实话,就是存过这个心,也没这个能力与机会,所以理直气壮的。人家要他交代问题,他反问我有什么问题你指出来,我一心为公,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什么时候又做了什么,这么多成绩都摆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我不怕,他们拍桌子,我也敢拍。”他说得很嘹亮。但是,话到这里他总要停顿一下,那天有人喊林雄标出来一下,有人找。父亲出来了,大吃一惊,居然看到我。父亲说:天哪,一个小孩子突然跑来找我,那么热的天,脸晒得通红,眼睛都直了,快晒成木头了。我身上没有钱,摸了半天只摸出两块钱,就给了她,叫她快回去。她走时,我站在那里看,眼泪一下子就滚出来了。太难受了!进了学习班后,从来没掉过泪哩,就那一天,掉了。

那年我十六岁,已经不是小孩子,但这一切却没有丝毫印象。在父亲的讲述过程中,那一天的情形渐渐浮了起来,但充斥其中的全是堤坝,那么长,那么硕大,那么狰狞,就像一头巨蟒,邪恶地伏在我脚底,我走,它也一起往前走,永无尽头。

几个月后,从学习班出来,父亲被调到一家二级水电站工作,还是不升不降,没有任何是非结论,批一批斗一斗,然后不了了之。水电站在山区,离家极远,一两个月才能回来一趟,现在看来这多少意味着被“发配”。但父亲并不抱怨,每次回家仍是高高兴兴的,一有老师聚集哪里聊天,他觉得加入进去是自己的职责所在,马上抓起一壶茶就匆匆上前,天南海北说得仿佛刚刚在哪里中了大奖。

但我从来没听到他说起关于水电站的一星半点。该水电站是全县主要的供电来源,应该规模也不太小,然而与体委的种种活动相关,自然是单调无趣的,那里除了电不缺水不缺,其他的生活必须品要什么没什么。另外他那么喜欢热闹,恰好最能制造热闹的部门就是体委,那几年全县体育风生水起都是明摆着的,一夜之间却被强行调离,他内心深处不会没有伤口。是不是正因此,他从来不让家人去水电站。五年零一个月,他在上面工作的时间足够漫长,这期间母亲与我们都有众多的寒暑假可以外出,可是他不觉得需要去。

而在县体委,他任职仅三年,却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前往,挤进他那间小小的宿舍里。漫长的暑期里,当我和弟弟呆腻了,吵着要回家时,他为了哄住我们,居然拿出了枪。

是的,枪,先是小口径手枪,然后是步枪。

射击为什么会列入体育比赛项目,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武器的发明总是冲着杀戮而去的,鲜血和死亡与之如影随行。残杀生命的技能有什么必要煞有介事地比一比赛一赛呢?何况那么静态,枪一举,摒气扣板机成为仅剩的动作,比赛谁能拉更多的屎都比它有现实意义。

但它居然早在一八九六年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就已经是正式比赛项目。

如果不是查看了父亲的工作档案,我已经模糊了拿到枪的具体时间,之前曾以为是一九七零年左右,其实错了,应该推后几年,他一九七四年四月才调到县体委,那年暑期或者第二年才可能把枪从体委仓库里取出。那时我多大?也不过十三四岁,而弟弟比我小四岁。我们现在对未成年的孩子有那么多的不放心,上学要接送,出门会反复叮嘱。世界越来不让人信任,陷阱与伤害无处不在,生活已经成为一场如履薄冰的冒险。没有安全感哪能有幸福呢?一代人都活得如此之累,这是我们的命。回望当年,父亲究竟有几个胆,竟然可以毫无戒心地就把能致人死命的真枪交到那么年幼的我们手中,并且配有一盒盒黄澄澄的子弹。不慎走火不可能吗?万一伤人不可能吗?回望时我后背不禁一阵阵发冷,能够侥幸平安无事真应该深深感谢上苍。

偌大的县委大院有许多干部子弟,我们初来乍到,认识并且愿意跟我们玩的却非常有限。住在父亲宿舍附近的是一户有四个子女的家庭,老大已经成年,长得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腿比脑袋还粗。他本来是练田径的,中长跑很出色,四百米、八百米在县里不断拿冠军,正努力着想进入市或省田径队,最终却被省自行车队招去试训。训了十几天回来,人家不满意,他自己也不喜欢,不过毕竟长了很多见识,总有人向他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他也很乐意说一说,嗓门很大地说,如何辛苦啦,如何单调啦,如何竞争激烈啦。这些事我听起来也有几分新奇,不过毕竟隔山隔水地遥远,我那时更关心的是可以和谁一起玩转铁环、跳格子、甩沙袋、捉迷藏之类,可那些玩得得心应手的伙伴都在镇上而不是县城。我不想呆在县城。

父亲先是递几本《十万个为什么》给我打发时间,很不错,不过把所有答案都看过之后就没有再问为什么的好奇了。父亲又拿出《红楼梦》,这是他藏在枕头底下的书。我看不太懂,囫囵吞枣把那些公子小姐的故事看下来,也没看出太多的乐趣。实在闲得无聊,就把书里的诗词抄到一个本子上,都抄完了,暑期仍未结束。于是,父亲只好把枪拿出来了,除了枪他没有其他更能吸引我们的玩具了。

小口径手枪浑身是乌黑的钢材冷锻出来的,握在手上沉而且几分冰凉。

如何拆装枪栓,如何装子弹匣,如何打开保险,如何瞄准和扣动板机,应该都是体委一个干部教的。这是比赛用枪,以前县里有这个项目,“文革”开始后被禁,只能束之高阁存入仓库,也没几年,所以枪稍微擦一擦,还是崭新的。想不起第一枪是在什么地方打出的,蒙太奇般,下一个画面就是在堤坝上。

临江的县城每年都要被洪水侵扰多次,一条两三层楼高的防洪大堤从县城外横过,那么孔武有力,山脉般向远处无边无际地漫延而去。堤坝的东头是福州,这我知道;堤坝的西头是哪里呢,它在何处嘎然而止?我如果是个早慧的人可能会思考这个问题,可是我当时却从未想过,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堤坝是用来挡洪水的。闽江在一旁东流不息,村镇在一旁炊烟袅绕,似乎互不相干,可是河床甚高,高过房屋田野。以前的水是多么丰沛而有力啊,像青春得蛮不讲理的汉子,年年春夏都会突兀地耍几次坏脾气。拿它什么办法呢?我看到大人们一次次在高音喇叭声中和红旗飘飘丛中拿起畚箕锄头,衣裤高挽,挥汗如雨,胶鞋上粘着一层厚厚的黄泥巴。他们每年都忙着把堤坝垒高加固,这是一种保卫生命与家园的搏斗。

母亲肯定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中学就在堤坝脚下,站在坝顶往下看,学校围墙上密密嵌着碎玻璃,没有这些犬牙状的东西吓唬人,经过坝上的学生大约可以轻而易举就攀进校园而不必绕一大段路从大门进去。

壮硕无比的堤坝,昭示了一种敬畏还是无奈?

然而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一年年加固堤坝运动中,没有人会把一个小小的旁观者当一回事。我对堤坝的关注根本不在它是否能够防洪,而在于上面青色的那一片。

不是草,是橄榄。

这是个橄榄树密集的地方,盛产一种被当地人称为“檀香榄”的橄榄,从树上摘下后,放进缸,加进盐,用脚反复踩,如同踩水车,为的是将其表面的苦涩褪掉。然后,以铁锤一敲,裂开了,呈人字形,再晒干,这是做蜜饯的必经之路。我现在仍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形状,它们声撕力竭地张大嘴,在太阳底下深呼吸,做着最后的挣扎。橄榄这东西最好吃的状态不是它被制成蜜饯时,更不是它青涩未加工改造时,真正的美味是在它被褪去苦涩,又被铁锤敲裂,再晒到将干未干透的时候。

秋天,堤坝的斜坡两侧就成片摆着晒橄榄的竹篾,竹篾每个长都有三四米,宽则有近两米,仿佛堤坝一下子插上了两翼翅膀。总有个干瘦的男人守在竹篾旁,黑着脸,看着那一片橄榄。他像猎犬一样盯着我们,生怕哪一只小手伸到他的竹篾上。我们一般不伸的,他不让伸的时候,硬要伸,就该叫偷了。可是,真难办,动不动眼睛还是往上面瞥去,嘴里也口舌生津。干瘦男人不会不明白,他太明白这群小泥猴的渴望了。有意思的是,他一边森严壁垒地防着我们,有时突然又会没来由抓一把橄榄塞到哪个小孩手中。于是我们噢地一声,就追着那个小孩哄抢一场,喊声四起。这时,干瘦男人就笑了,也不大笑,只是微咧着嘴,显出某种满足。

把枪拿到堤坝上可能首先出于安全的考虑,可是真安全吗?那么多半大不小的孩子一下子都睁大眼围过来。枪?真枪?能让我也打一发吗?通常我们不会轻易把枪交出去,我们自己都玩不够哩。但如果心情不错,得意正从每个毛孔咕噜噜往外溢,溢得忘形了,也会恩赐某个人,帮他上好子弹,教他如何握住枪,如何勾动扳机。呯,响声突兀而起。这个时候,体会到一个词:“成就感”。

体委仓库的钥匙就挂在父亲宿舍的门后,既然父亲没下禁令不许碰它,那我们碰一碰就不是什么问题了。进入仓库,里头横七竖八堆放着曾经活色生香的各种器材,蒙着一层灰,像一群被打入冷宫的后妃,哀哀地萎靡着,垂头丧气。

在它们中,很容易就找到了小口径步枪。

上网查了一下标准小口径步枪的资料:“1、口径5.45-5.50毫米,2、膛线6条右旋,3、膛线缠距400毫米,4、枪管长660毫米,5、瞄准基线长750-810毫米,6、枪全长1100毫米,7、枪全重大于5千克,8、扳机引力50-300克。”很专业,那时我们哪懂这些?只记得枪托是亮黄色的木质,枪管纤细,比手枪重很多也长很多,背着举着都很威风,更适合于再现《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类打仗电影里常有的喝令敌人“不许动,举起手来!”的场面。

熟练玩转手枪后,再玩步枪就没有难度了。不过打出第一枪时,不知道枪托该抵紧肩膀,被后坐力一震,疼还是其次,吓得真不轻。但并没有吓倒,重新举枪,重新瞄准,重新射击,乐趣渐渐涌来。我们把收集来的废灯泡搬到堤坝上,呯,呯,呯。刚开始基本打不上,偶尔瞎猫碰到一只死老鼠,顿时就比吃到一块大饼还喜不自禁。暑期的日子一下子变得飞快,等到我们该回镇里上学时,忽然万分舍不得了。

舍不得的是枪。

不记得那时是怎么说动父亲的,估计更大的原因来自弟弟。弟弟那时还在体操路上奔跑,正出成绩,呈即将蓬勃之势。能给父亲带来骄傲的儿子当然是好儿子,好儿子的哀求怎么忍心拒绝?小口径步枪反正是从县城背到镇上了,一盒盒闪着光亮的铜质子弹顺便也带上,它们是枪的粮食,缺了可不行。严格地说,这是不正之风。即使很不严格地说,也非常不合适。但它真的还是发生了。那时根本不会考虑到此举有什么不妥,光忙着高兴,一路乘车、坐船,辗转了几十公里,竟都平平安安的,没有人惊乍和阻拦。枪支在那时还是自由的?

中学校园里因此就多出一杆真正的枪,并且有轻易就能致人于死地的子弹,子弹小拇指那么粗,盒子的大小和装子弹的方式与粉笔盒很相似,都一颗颗竖插着,以硬纸片隔开。我们住的房子前种有一棵桃树,正对着厨房的窗子。把枪拿出来,对着桃树开枪是我那时常做的事。树还在吗?如果它能顽强地活到今天,身上应该还找得到累累的弹痕。

恰好那时看到一本与枪有关的连环画:女民兵想参加枪法比赛,却被有男尊女卑思想的人所不屑,家人也极力反对。女民兵于是憋足了劲暗中苦练,常单手伸直托着几块砖练臂力,以保证托枪时手不抖。最终她克服阻挠赶到赛场,百发百中,终于夺魁。

我简直如获至宝,原来好枪法是这么练出来的!立即就找来几块砖,也天天以单手托着练臂力。有效果吗?托枪的稳定性似乎加强了,但也仅是似乎,似乎而已。如果有靶,可以从环数上得出结论,但那时只是打树,打旧灯泡,打铁盒子,既无章法也无规矩,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有说服力的验证。

我可以很熟悉地操纵这杆枪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在福建龙海县出生并长到十五岁才回到老家安徽的许海峰,似乎还不知道枪为何物。有资料表明,他一九七九年一月才开始加入当地射击集训队,四个月后就参加安徽省全运会射击比赛,拿下男子小口径步枪3×20项目的第二名和男子气步枪四十发立射项目的第一名。五年后,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他为中国夺下有史以来的第一枚金牌,这已经众人皆知,不是新闻了。

那天许海峰夺冠的消息从家里那架十四寸黑白电视里传出来时,父亲像自己中了大奖,大步从屋里走出,站地空地上,眼都笑眯了,逢人便说:“一块金牌,拿到一块金牌了!”国歌响起,父亲嘴咧得大大的,手一下一下重重拍自己大腿,唇微微翕动,摇头晃脑小声跟着哼唱。我当时站在他边上,一股不满忽然闪过。这块金牌由我或者弟弟拿下难道没有可能吗?那一瞬其实想问一问他,明明早就知道这是一个竞技项目,并且明明有枪,为什么他却从没有为子女动过一丝念头?当射击被归为封资修运动项目全线下马之时,能够有机会摸一摸比赛用枪的,全国能有几人?而他是否还记得,自己曾把这样的一杆枪仅仅当成玩具交到我们手中?

前些年在泉州市的一次活动上见到许海峰,在座的他名气最大,却最少说话,专注地看着人,脸上有淡淡的礼节性的笑——没有变化,这是唯一的表情。那天我也很专注,专注地观察他,然后气馁地明白了一个事实:换了我,我打不下那块金牌。把射击归为体育项目确实让人不太服气,那么轻松地举举枪,更高更快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剩下一个“更强”,强的是什么呢?强的是即使身外再嘈杂喧哗,其自身仍然可以自构一个宁静的超然的物我两忘的世界。

而我整天心猿意马。

 

{C}{C}九、           {C}过去的与不可能过去的

 

那个从上海体育学院体操专业毕业的林教练,是在一九七七年下半年忽然调回老家。是他自己想走,他母亲年迈无人照顾是一个原因,我父亲离开县体委是另一个原因。体操队一下子散了,十几个弟子像坐在一架急速飞驰的列车上辛苦奔跑几年,一直被告知前方有光,可车子却突然急刹,一下子一切嘎然而止。

我弟弟后来考上福州大学外语系,这是他同伴中最好的一个结果,其他的一个农林大学,一个体育学院,还有两个是中专,大致就是这些了。大部份人草草进了工厂,然后接受下岗的命运,或者开一间小店,做点小本买卖,没有大富大贵,默默过着庸常的日子。庸常没什么不好,只是在他们年少时,命运曾那么高调地给予过亮晶晶的期许,差点就握到手心了,眨眼间一切又流水落花而去。尚懵懂不谙世事时,一生最辉煌的日子就这样被提前透支,然后生活把他们挤到舞台边缘,远远地只能张望着别人的绽放。

前些天我把他们重新召集到一起,不是全部,有些人已经失去音讯。林教练也来了,他门牙已经豁了个口,头发稀少,虽然仍背挺直、走动雄健、腹部扁平,但那一身曾经极其醒目的“水鸡肉”已不知去向。说话时他还喜欢把掌举到空中,掌心向上,五指阶梯式张大,由内向外一下一下用力甩动。只是手掌不再厚实阔大,明显已经缩小了一圈,大小鱼际也已扁平。手证明生命力的萎缩。

今年他七十岁了。

不免感叹起岁月,一边感叹一边兴致勃勃地回忆,每个人都抢着说话,席间始终非常喧闹。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当时是怎么受伤的,当时受了什么样的罪,当时是怎么把一个动作拿下的,当时去哪里哪里比赛……众多的“当时”穿过时空,一件件在眼前活蹦乱跳。我坐在那里,一直有种奇怪地感觉,仿佛脑中正有一块银幕,上面有一群简衣陋衫的小男孩生机盎然地蹦跳奔跑,面目伸手可触,欢呼呐喊声也犹在耳畔。而眼前这群中年男子却是陌生遥远的,他们活在另一维度,没有真实感,恍若一场梦。

有人把袖子挽起,勾着臂,一用力,那里马上隆起一块丘岭似的肉块。其他人也跟着挽袖子,都有,都有“水鸡肉”!这是他们曾经苦练一场的佐证。可是对于他们一生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真的很替他们不甘,他们应该过得更好一些,有着更豁亮的人生。

林教练也说起自己的生活,他后来离婚了,又再婚再娶,生了个健康聪明的儿子。他没有让儿子练体育,而是从小狠抓文化课学习,很有成效,去年儿子考上北大,学的是尖端的量子物理。“武哥没用,必须有文化!”这句话林教练重复多次,他是反思还是醒悟?时代确实变了,而被时代辗过的那些日子,已经被抛在远处,仅剩下悠长的回忆。

我因此油然想起父亲。父亲一辈子最激情四射的日子就是与体操队紧密相联的,一直到晚年他都仍像个大男孩,每天守在电视前除了从这台到那台不断重复看国内外、省内外各种庞杂新闻外,能吸引他的就是体育赛事的转播。有时会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快看哪一台,有女排或乒乓或体操比赛直播!仿佛有什么宝,怕我们遗漏了吃亏,忙不迭地提醒。他有离休待遇,医药费全报,却极讨厌去医院。一直跟他说,别那么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哪怕分一半心思关心一下自己的老身体行不行?他没说不行,但一直觉得没必要。痛风?没事!心脏不好?没事!血压高?没事!二零零七年九月他已经头晕两天,自己也知道可能血压高了,但哪有心思吃药?没空啊。在忙什么?组织一帮老同志重返当年土改时工作过的山村,电话一轮轮地打,联系这里沟通那里。就是在出发的前一天夜里,他半夜起来上卫生间,却猛地倒下了,中风。在医院住到第二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了,电视整天都有各种比赛播出。他已无法说话,但还稍有神志,他那间病房就成了整个神经区电视打开率最高的,除了中午关掉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从早到晚,那台二十寸电视机都很繁忙。其实病倒后他数度惊险,病危通知书曾天天下达,后来治,不遗余力地治,治到后来仍不能站立,右手右脚都完全无力控制,说话更不能,身上几乎所有重要器官都已经出问题,每天得进行针灸、理疗、康复训练,还要吊瓶、打针、大把大把吃药。可是他仍然必须关注比赛。篮球、排球、体操、乒乓球,但凡这几个项目出现在屏幕上,他不针灸不治疗,医生一进来他就挥手让人家快快走掉。康复训练在另一层楼,那里没有电视,那就更免谈,就是不去。护工如果强行抱起他,他会地动山摇地大声吼叫,嘴虽不能说,表情却做得很足:怒目圆瞪、眉头紧锁。实在怕他再血压上升,只好放弃。一让他重新在床上躺好,他马上呵呵笑起,为刚才的吼叫向护工道歉,而眼睛这时已经盯到电视上了。

因为中风脑部受损,往常一吃过晚饭,他就昏昏睡去,就是大白天,原本也大半时间在昏睡,那几天却突然神清气爽,床摇起,半躺着,一动不动坚持到晚上八九点,实在撑不住了,才同意护工关掉电视。跳水运动员入水时动作失误水花四溅,父亲会呀地叫起,还有知觉的左手会举起来指指点点点;体操队员跳马时,他身子紧张地一耸一耸,等到人家纹丝不动地站稳,他又会挥起左手呀呀叫几声。中国队员拿金牌,国歌响了,父亲居然喜形于色地跟着哼,手指头还一动一动地打起拍子,他仿佛就在现场,仿佛投身其中,仿佛事事关己。犯病以来,曾经的奄奄一息,曾经的狂乱暴躁,曾经的孩子般委屈大哭都刹时消失,过去那个激情、生机勃勃、助人为乐、嫉恶如仇、爱党爱国、极富好奇心、充满强烈民族自豪感的男人又重新回来了。远在北京的奥运会,忽然之间为父亲风烛残年注入许多生机,当年激情澎湃“抓体育”的经历是不是因此在脑中重现了?

“他曾经是个快乐明亮、对世界充满无限好奇且愿意倾注全部热情的人。往小里说,他又是个曾经漂亮的、嗓子洪亮的、雄辩滔滔的、对奇装异服怀抱不懈向往且暗暗追索不休的人。生活的汁液在他体内那么饱满横流,仿佛是株枝丫发达的大树,每个叶片都抖擞着汹涌的生命力,不时令暮气四起的我心惊与自愧。”这是我几年前在一篇博文中写到的关于父亲的几句话,现在重新看,觉得很准确,不必再去找更准确的句子了。

那天,当年的体操队员聚会时我拨通了一个越洋电话,然后把手机递给林教练——他听到我弟弟的声音,然后他们逐个都听到了,都说了很多话。手机转回到我手中,正要按结束通话键,弟弟在那一头说:拍几张照片发微信给我。他看到了他们,竟有一半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也发来一张自己的照片,手机于是重新在桌上传阅了一圈,拇指和食指不断触屏放大,头互相凑到一起看,然后都说认得,就是胖了。

胖了?如果是以四十多年前那个圆头圆脸的小男孩作为参照,更准确的用词应该是“老了”。都老了。

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不再踏入任何运动场所,甚至丝毫没有了动起来的欲望,找不到边缘,没有契机。一年一年过去,身体就一点一点静下来,每天开车到单位地下车库,停好车坐电梯上楼,下了班再开车到家,同样被电梯运到门口,周而复始。

曾经的一切都恍如隔世了。

师专毕业拿到工资后,我订的第一本杂志是《人民文学》,第一份报纸是《体育报》。中学里除了体育老师,没有人觉得《体育报》是需要花时间看的,而体育老师全部由学校出钱订阅,我的却是自费。身体懒得动弹后,对消息那时尚仍存几分好奇,谁赢了,谁输了,哪个项目有哪些长足进步了等等。终于连这些也不再吸引我,赢又如何?输又如何?这个世界已经太争强好胜了,自己好,好就好了吧,为什么一定还要证明比别人更好更强?都松弛一些,从容一些,平淡一些,是不是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纷争、倾轧与残杀?

快乐体育,这是我近些年才听到的一个词,快乐的前提应该是无需埋头追名,也不必被迫逐利。身体不受桎梏,可以风一样自由行走,生命才能拥有真实而透彻的快乐。我没有时时盘点自己往昔生活的习惯,过了,忘了,丢到脑后了。轻装前行更符合一个懒汉的胃口。但是因为写这篇文字,我终于回头细心眺望了一次,那个几乎像多动症患者的黑瘦小女孩就这样迎面奔跑而来了。在那么杂芜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可以不无幸运地在那么多体育项目间穿行跳跃,肆意,不羁,随性,虽一事无成,却蓬勃如野草,那是不是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生命状态?如今所有项目早已远去,它们如同潜回深水的鱼儿,与我生活再无关联,甚至没有一星半点这方面的遗传。我女儿性格明亮,整天嘻嘻哈哈,却是个“宅女”。从小她迷恋的是画画,天生缺乏体育素质,也没有任何体育爱好。高中体育课有百米短跑科目,她的经典错误是出发时在自己道上,到了终点却常常窜到别人的跑道上。为了让她保持既定的方向,同学必须提前在终点手持一张卡通人物画像站好,以便她随时纠正。她回家来嘻嘻哈哈描述自己的狼狈时,我笑得差点别过气去,心里却猛地咚的一声:噢,她不是我的重复!都过去了,那些动态的日子齐刷刷都被带走了。

可是真的了无痕迹了吗?那么漫长的时光里,小小的身体经历过那么多纵横交错的浸润锤打,所有的一切便一点点烙进生命,即使不再想起,也永远无法抹掉印记。某些时候,它们也许更换一种面目,像只不安分的精灵默默潜入血液里,召唤我开始内心的奔跑,仍然随心所欲、无拘无束。

 

   《中国作家》2014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晓来轻酌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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